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1)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过去，其实已经说过了。但是，革命的事实之中——还留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过去没有说。

　　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的第三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这显然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发端。——辛亥革命之后的真正第二次革命，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革命作用”。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组织也开始了。当时的形势，显然是在“革命快发动了”的一般的预觉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在团集准备自己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之形成，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团聚的开始。

　　中国革命果真发动了，它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这从五四运动直到现在的革命事实，表现得很明显的。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在这“民权革命”之中取得领导权，这一革命的前途是什么，是否中国的民权革命将要造成欧美式的民权政治而告一段落，然后再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所谓两次革命的理论），当前这一革命的主要的社会内容是什么，革命的斗争方式是如何的运用等等问题，——都摆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面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客观上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答案。但是，主观的策略与总的战术路线，是模糊的笼统的，——因为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共产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没有明显的观察的。因此，对于上面所列几个主要问题，实际上都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策略，客观上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初期——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期，这一策略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得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是如何观察呢？第一种意见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苟且偷安”的；它的发展将要使它革命起来。无意之中，这是承认资产阶级应当要领导革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意见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于零，所以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革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共产党且“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说法中间，含着很明显的矛盾，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承认：现在之国民革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方能给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第三种意见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劳工阶级的方法来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导权。……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可是，当时虽然有三种意见，第三种意见是并没有传播，甚至等于没有存在，因为第二种意见仿佛是第一、第三两种的综合，即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

　　第二问题是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究竟是为去争革命的领导权呢，还是去到国民党里送领导权给资产阶级？国民党中有资产阶级参加是无疑义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很弱，没有自己的政党。改组的国民党是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方能变成革命的政党。如此，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而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是可能而必要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前途既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对于领导权的问题自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参加国民党是否为争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是模糊的。当时对于如何争领导权的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系统的意见。一是说：只要国民党能听从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便可以说实际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之手；因此说国民党的左派是有的，不过不能对他们有过分的奢望，革命口号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领导之权；因此，国民党党部的委员和职员，共产党也不可多占，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踏“包办”之嫌。对新右派也不必抱尽行排除的目的，因为反正国民革命是要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五卅那年十二月间，中央和西山会议的“退伍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的上海谈判，应允国民党中央中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等的条件）。二是说：要争领导权，无产阶级的工人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不要用国民党来集合革命势力，因此，不必排除国民党的右派，因为反正国民党是各阶级混合的，无产阶级不必去争国民党的领导权，甚至说：“一般小资产阶级已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国民党领导权可以交给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但也不必“梦想国民党成为纯粹左派的政党”。三是说：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既然参加，便应当取得其中的领导权；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实际是不存在，必须无产阶级实际征取国民党，一直到排除资产阶级的右派至于净尽，这就必须扩大国民党，使广大的群众加入形成左派，尤其是无产阶级要勇敢的领导左派。这最后一派的意见，客观上必然要发展到变国民党为纯粹左派的政党。这三种意见，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史上，是极端混淆交错的：广东方面，大半是偏于第三种意见，中央是以第一种意见为骨干，而掺杂第二种意见的，因为这两种意见的性质是很相同的。国民革命之中争领导权与国民党之中争领导权，事实上是很密切的关联着。但是当时的中央政策，虽然时时的提着共产党要独立的积极行动，要批评国民党的左派（这点上是上述第三种意见中所不甚明显的缺点），然而实际上这种“独立”，并非积极的去争领导权，却倾向于让开国民党，使“左派”去领导，自己退出对于国民党的指导，做“极左派在野党”，美其名曰国民党外的“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将当前之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纯国民党”。

　　第三问题是政权问题——亦就是两次革命的问题。两次革命的意见是：这一次革命由国民党取得政权，下一次革命才是共产党可以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当时这种意见，当然是跟着革命前途与领导权问题上的答案来的，所以后来的参加武汉政府，事实上便不是去领导革命向前发展，却是去帮助国民党“纳革命于正轨”的办法，对于革命的民权独裁之观念的忽视，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最早，对于这一问题就有不同的意见：一、共产党不可参加国民政府，以免国民政府之太赤；二、共产党员不可参加国民政府，因恐党员的腐化；三、共产党应当力争参加国民政府，以发展革命——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客观上必然要进于国民政府内的政权之斗争，因为国民党日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

　　事实上随后革命的发展，从资产阶级的党权运动，进到小资产阶级的党权运动，国民政府的左倾已经是工农群众自发的伟大斗争的结果。湘、鄂、赣各县民众团体，尤其是农民协会以及工会，以至于国民党党部，日益成为地方政权的权力机关。上海暴动更将政权问题直接提到中央委员会的面前。革命发展的前途，早已将政权问题的答案指出来：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须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党部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的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然而中国共产党，更不用说国民党了，对于国民会议、省民会议等的政权问题始终是模糊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必然的将自己团体权力筑成地方政权，亦就是国民会议政权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发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有一个通告（七月中央扩大会议后的第一号通告），决定以“一切政权归民众团体联合会议”的口号，作为北伐中的政权问题的方针，但是这一决定虽然经过党团而通过于十月十五日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始终是被一般同志所忘却，确切些说，被中央所忘却，于是，自发的群众的革命行动——扩大国民党党权成为民众政权，事实上成为共产党员加入武汉政府之基础的要求，与中央的指导离开了。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参加仿佛是不注意的，对于地方政权，则走到赞成武汉国民党中央限制民众团体及其地方党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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