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3)

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3)

　　国民党武汉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惩治和审判土豪劣绅”，决议湖南省民会议大纲，议决农民问题决议案（减租、减息、管理食粮出口、乡区自治、设土地委员会、确定承佃权……），这些问题早已包含着左派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的种子。最切近的问题（并非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民权”的问题。

　　当时武汉政府是要反对蒋介石，但是武汉政府之中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战线”，外有握有实权的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阀及部分的资产阶级势力，内有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导权之争。豪绅、资产阶级在武汉之下的势力（一切地方上的豪绅及商会等），天然是蒋介石埋伏的反对左派联盟的奸细，就是主观上与蒋介石有深仇宿怨的唐生智等的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阀，主席反蒋的第三次会议之谭延闿、徐谦，客观上也是如此的家伙。当时那些豪绅、资产阶级的“舆论”是“革命军可爱，革命党可杀”。这是什么意义？——就是“党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军权”方是我们资产阶级的。

　　武汉在如此形势之下，开始和蒋介石奋斗了。最初左派联盟没有内部破裂的时候，还是奋勇前进的时候，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党权巩固起来了，他们接受省民会议等类的民权要求，对于他们，这在他们的“党权”之下也是可以利用的。湖南省民会议的决定和上海暴动[26]之实行市民会议政权，的确是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的昙花一现。上海暴动——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的拿着武器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暴动，是左派联盟反蒋势力及其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斗争之最高发展。武汉中央的左派国民党领袖知道这一力量的可宝贵，还没有知道一般而论省民会议、市民会议的斗争方式，已是从党权更进一步的新方式，利于发展并完成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之领导权的新方式。总之，他们那时还只觉得这是反蒋的力量，他们在接到上海市政府名单的一小时内，便以无线电复电承认。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是早已预定了，它尤其聪明的见着市民会议对于自身的危险，它借着吴稚晖的嘴唇首先说出这一“秘密”：“北伐军来，自然有国民党的党政府，为什么又要什么市民会议的政府？这一定是共产党的阴谋”。于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杀出演了。一三汉口工人阶级的夺回英租界；武汉政府之下的群众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行动；工人罢工斗争的伟大发展；土地革命实际行动的初步实现；以及民众政权的民权独裁制的发动：湘、鄂各县以民众团体联席会议决定一般行政，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拘捕反革命派以至游街示众，戴高帽子，以至于枪毙；妇女、学生等团体，也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政治自由，力争自己的解放……并不限于上海的市民会议及拟定的湖南省民会议而已；——凡此一切都使民族资产阶级“决然的”反动，自己建立反革命的中心于南京。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他们到上海的时候，并没有十分把握。上海的小资产阶级自动的提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市民会议是反对他的，二十六军占领南京之后也是反对他的，他自己统辖的第一军，也徘徊于市民会议政权与总司令政权之间（薛岳、严重[27]等），兵士开始与上海工人纠察队“联欢”（Fintern′stion）。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是有些踌躇的。——尤其上海八十万工人的总罢工，暴动之后一切各业的工人、店员全都动员起来了。这种革命势力是不可轻侮的。蒋介石是踌躇着，谁给他决心的呢？一、帝国主义的威迫和利诱；二、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三、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动摇；四、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机关对于领导权的犹豫；五、蒋介石取得沪、宁后的财政与地盘，使豪绅、资产阶级性的军阀白崇禧等有团聚的中心。白崇禧首先做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这和西山会议时期大不同了。西山会议时期豪绅与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同一的政纲，资产阶级那时还没有得到它所需要的。现在资产阶级要得到上海的政权，它成了反动的领导者，它和豪绅、反革命联盟已经是历史的必要，豪绅、资产阶级在此时，处到比西山会议时期严重十倍的危险形势之下，所以他们防御同盟的暂时一致便形成了。他们以南京政府为中心，团聚阎锡山、冯玉祥以至武汉之下的一切豪绅、资产阶级势力，来反对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之革命中心，屠杀压迫沪、粤的工农势力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同时用种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口头禅和装腔作势的“革命作态”（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等类）来稳一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独力的反革命，但是它在与豪绅的联盟之中，以资本统一战线推进的进攻政策，征服店东小资产阶级，它成了反革命的领导者，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形成强有力的反革命势力。

　　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呢？它在决定反蒋的开始，就已经受着武汉内部豪绅、资产阶级势力的威胁，武汉的豪绅、资产阶级在三、四月间，已经开始种种反革命的行动，他们以自己的势力反对民众的民权独裁的进行：各县反动势力不是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权的，他们有力量的地方一样的屠杀工农，他们放出许多谣言，如汉口妇女裸体游行等等。唐生智、谭延闿等豪绅阶级加入武汉政府的“坐办”早已暗中做这些反革命势力的组织者。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会议时期就骂广东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惰农的顾孟馀，经过一期反蒋的“革命的发狂”之沉默（对于这些问题的沉默），现在又唱老调了，其实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豪绅、资产阶级的“群众”早已骂起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调动杨森等的力量来胁迫，他们利用上海“舆论中心”，在全国大宣传反对武汉。他们竭力勾结武汉部下的同类（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再则，帝国主义协同上海的资产阶级的厉行极凶恶的封锁，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挑衅，演成四三惨杀。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完全停歇，轮船停航，武汉失业工人逐渐达到十万以上。武汉的反蒋，在懦怯的领袖，早就日益软化了。汪精卫从俄国回来，一到上海便接受蒋介石派的条件：“一、由汪精卫负责通告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使于开会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全体会议解决（按即最早汪在上海提议之“四次全会”）；二、中央党部迁鄂后，因被操纵，所有命令不能有效，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开会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党部、团体、机关，认为内有阴谋捣乱者，于会议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团体、各机关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按当时上海纠察队还未解散）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政府内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刘芦隐之《革命与反革命》，《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虽然这些条件因为蒋方先行破裂，所以汪一到汉口并未公开提出，却还带着“革命的发狂”，大骂蔡元培[28]、吴稚晖是工贼，下令讨蒋……然而顾孟馀的武汉《中央日报》，已经拒绝登载这些骂蒋派的“过火”的新闻和言论，说是“留着将来见面的余地”。（只可怜顾孟馀后来未见这些大人的面的时候，人家已挡驾不见了！）所以上述两层原因以外，还有第三层原因，就是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动摇。小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威胁，日渐惶恐失措，最后终至屁滚尿流。夏斗寅五月十七日的叛乱，许克祥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政变将他们打死了。《夹攻中的奋斗》，是汪精卫反共后的名文，其实小资产阶级当时早已在夹攻之中了：一方面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握有经济的枢纽，一旦实行政治的关厂、停业，金融、财政对于小资产阶级已是一无办法了；别方面工人、店员、农民的运动客观上形成“第二政府”，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又是异常之“威迫”。中国的阶级本来有一种特性，破落户的小绅士也是小资产阶级，店东也大半只能将赚来的小资产拿去放重利债，买田地，剥削农民，成为住在城里的土财主（土豪）。这种小资产阶级：一、是根本与封建式的土地制度有关系，二、是自身兼有豪绅性质。他们在几百年来中国式的专制政体之下，同时，又在非世袭的阀阅制度之下，他们在穿长衫体面绅士之中也可以列名，尽可以于中国式的地方政权中，享些半贵族式的特权。因此他们在北方军阀大买办阶级统治之下，他们不反对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因为他们自己算是“正绅”，并且欢迎这种口号。等到平民群众真正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被几十万工农群众轻轻加上一句“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注解，那就不得了了，天翻而地覆了。平民群众感觉得自己的“民权”，违反“民意”的，无论什么人都要“惩办”。举例来说，湖南津市（澧县地方）的某军旅长，却被群众捆绑游街，据说程潜的老嫂，都被群众强迫剪发（最好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29]），工人、店员的要求在小资产阶级眼光之中，过火得不了：增加工资，不准开除，不准歇业……诚然，例如你听见说长沙盐业店员，工资累次增加到十六倍，你要伸长舌头放不进去吧？但是增加到十六倍之后每人每月得多少呢？十五元。这和上海普通工人所得相比，也算不十分多呵！湖北蒲圻、咸宁相近的新堤，施存统（现在的有理论的叛贼施存统，比任卓宣[30]死去还魂后的叛贼更“理直气壮”些的叛贼），在叶挺打夏斗寅时去那里视察过。他回来说，那地方的一切店东，差不多都歇业了，工会便将企业没收，办起合作社来，他们说是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行了，“你想荒谬不荒谬”。我想吗？这当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已经实行了，这小资产阶级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这是民权主义彻底的革命所必须的。说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荒谬，但做得并不荒谬。农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激急的进行，有些地方自己动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标”预备田地的分配。没收地主田地的斗争，到处自发的实行。农民对豪绅的罚款等等也是普遍各处。农民自动的禁烟、禁酒，禁止粮食出口，禁止盐运，——都是要整顿物价。以前买办经过豪绅剥削农民的搜刮原料方法，再也行不通了（国民党便说，因此经济停滞，商业、金融大受影响）。武汉政府的经济是在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封锁、怠工之下，没有强有力的民众独裁政府是不能有办法的。所以最切近的问题，是民权的问题了。小资产阶级左派曾经用党权与蒋介石的军权相斗。革命发展的结果，这党权在地方上许多下级党部实际都到了共产党之手。因为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是这些共产党员（现在大半背叛共产党的党员）。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便“遵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湖南省民会议及国共联席会议决定之精神”当真实行起来了。“你们当真吗？”“当真！”“果然？”“果然！”“唉！你们这些小子，真正拿着鸡毛当令箭，——我们是说着玩的，你们怎么当真起来，该杀该杀！这类事说说玩是可以的，对我们有好处时，也许是必须的。但这类事是当真做得的吗？你们这些昏蛋！”——武汉国民党中央就这样教训下级党部了，“为共党所霸占的”党部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许多民众团体，当时是将国民党“党权”当真实行起来；而这种党权一实行，当然要变成民众政权——“民权”。湖南许多县党部参加并“领导”工农团体，实行“公团联席会议”的政权；一般的，各级党部，只要真是与民众团体一致革命的，都实行起地方“党政权”的权力。这使动摇畏缩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不能再容忍，他们要想用“党权”来和共产党来争领导权了（以前是拿来与蒋介石争的，拿来在武汉政府初期抑制军人的）。国民党中央的党权，要来控制地方党权，因为地方党权“在共产党手里”变成民权了。军权与党权之争，换一形式，变成党权与“民权”之争。如果军权与党权之争的社会内容，是帝国主义与豪绅、资产阶级式的南方军阀妥协与否之争；那么，党权与“民权”之争的社会内容便是对于土地革命问题与真正民权问题彻底与否之争。

　　【注】

　　[26]上海暴动，指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27]严重，湖北麻城人。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校史编纂会审查员等职。1927年10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

　　[28]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光复会。次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冬任北京大学校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至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并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29]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即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在《向导》上刊出一部分，后在瞿秋白支持下由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种，书前有瞿秋白所写的序言。

　　[30]任卓宣，四川南充人。中学毕业后曾入北京法文专修馆，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返国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投靠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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