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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前之荆公(下)(3)


  (按)官僚政治,其果足称良政治乎?是非吾所敢言。然近世自士达因以治普鲁士行之而大效,俾士麦踵之以推及于德意志而益效,各国始渐渐慕之。而我中国者,则二千年来舍官僚之外,无政治者也。而其敝既若此,岂官僚政治之绝对的不可任耶?士达因之治普也,所以训练督责其官僚者,如将帅之训练督责其校卒也。是故有整齐严肃之气,而收使臂使指之效。夫整齐严肃者,官僚政治之特长也,而所以致之者必有道,荆公其知之矣。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当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以世代承袭的方式选用官员)。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从九品”之外的官员),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防备、阻止)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按)科举取士之制,荆公所绝对的排斥者也。读此书而有以知其然矣。其变诗赋而用经义也,乃其一时之权法而非以为安也。其熙宁初《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合此两文读之,公之意不已较然可见也耶?而后世动以八股之毒天下府罪于荆公,何其诬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不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所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熏染、感化)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资格),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指毁掉簿册盗取财物)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为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mí wǔ 无法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按)此其言何其与今日官僚社会之情状无铢黍(比喻微小)之异耶!昔西人有读马可波罗之游记(马氏意大利人,当元世祖时仕于中国。欧人之知中国自此记始),见所绘罗盘针图,谓此物自中国发明而欧人袭之,其式已视马图精百倍。彼创之之地,历数百年,其改良当更不知何若。乃游中国适市而购一具,视之则与马氏所图曾无异毫发也。乃嗒然(tà rán 懊丧的样子)而退。吾观今日之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公之斯文。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趋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舍弃)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按)文之切直而沉痛,至此蔑(无)以加矣!当举国酣醉于太平之日,而乃为此无忌讳之言,虽贾生之痛哭流涕,何以过之?而惜乎仁宗之不寤也!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十分之八、十分之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己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己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是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而患己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jǔ yǔ 抵触),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倖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袭击),是绝是忽(灭),四方以无拂(违抗)。”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chōng chōng rú 来去不定的样子)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倖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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