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执政前之荆公（下）(4)

执政前之荆公（下）(4)

　　（按）读此则夫公后此之执政，其见掎龁（jǐ hé 中伤）于流俗也。公固计之夙矣，其百折而不悔，则公之能践其言也。惜乎仁宗之不足以语于此也！夫以范文正之执政，所变革者不过二三节目而已。然犹以不见容于侥幸之人，仅三月而去其位。仁宗之优柔寡断，盖可知矣。而公则虽不听而反覆言之，岂所谓齐人莫如我敬王者（孟子每次见齐王，都会向他陈尧舜之道以劝勉王，没有人向他这样尊敬大王）耶！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脱字）于刀笔之闲，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略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quán quán 忠心耿耿貌）之意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按）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汉贾生之《陈政事疏》而已。然贾生所言，大半皆为人主自保其宗庙社稷之计，其论国事民事者，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岂若公此书廓然大公，责天子以为国民忠仆，而正本清原，一一适于道者耶？李商隐诗曰：“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足以当之矣。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谓国家革五代之乱，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下，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此其所见，殆与公同。而盈廷已沸起而与之为难，仁宗莫能右也。夫岂独仁宗之过而已，流俗狃于其所安，习非胜是，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莫得而夺矣。尝读公《与司马谏议书》曰：“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尚。”当时社会之心理，可以见矣。而独于仁宗乎何尤？汉文之于贾生，宋仁之于荆公，盖极相类。贾生不遇而以忧卒，荆公得神宗而事之，故彼仅以文章显，而此能以事业著。然以荆公之遇神宗，而所成就者乃仅若是，则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自荆公见诟病于当时，数百年讫今而莫之白，而习于苟且，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者，为世之所称尚，而中国遂千年如长夜，仅留此文为射策者（应试者）讽籀（诵读）挦扯（xián chě 率意割裂取用他人文章、著作）之资，悲夫！

　　此书既不上省，至嘉祐五年，复上陈《时政疏》云：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灭祸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艰险窘迫）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形容很多百姓）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材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伏维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激愤的样子）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勤求不休止）乎？《书》曰：“若药不瞑眩（用药后产生头晕目眩的反应），厥疾弗瘳（病愈）。”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致命疾病）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备从官，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而忘尽规之义，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此书亦本前书之意而反复陈说之，然其词愈危，其志愈苦矣。盖公实怵于当时累卵（堆叠的蛋，比喻极其危险）之势，不能坐视，而以仁宗之犹足以为善，而冀其庶几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异四）邵伯温《闻见录》云：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尽之。明日，仁宗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诡诈之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常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赏花钓鱼，天威咫尺，朝士并列，一钓饵也。内侍既以金碟盛之，夫人皆知其为钓饵也，焉有误食之王安石，而又为天子亲见之者哉！夫以天子亲见之，而必待明日为宰辅言之，岂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乐之，又何故隐忍不堪至此？且一钓饵也，安石既知其误矣，必食之尽以行诈，其诈术安在？君亦必以食之尽而后知其诈，其说又安在？君既以此不乐于其臣，臣复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录》，薄仁庙尤甚，何邵氏造谤，一至此极！按蔡氏所驳，可谓如快刀断乱麻。此等小节，本不足辨，所以录之者，以荆公之纯洁精白，而谤者以诈诬之，则虽有善言善行，皆抹杀于一诈字矣，天下尚有公论耶？

　　（考异五）当熙丰间，举朝与荆公之新法为难，而从未有诋及荆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则自世所传苏洵之《辨奸论》始也。其言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曰：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兴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曰：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曰：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曰：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其言极丑诋，无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证其伪，其书《辨奸论》后云：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

　　《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有载张方平所为《墓表》，中及《辨奸》。又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以当时情事求之，参差不合。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异之，劝先生与游，而安石亦愿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而《闻见录》叙《辨奸》缘起，与《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当明言《墓表》云云，不当作自叙语气。其暗合耶？不应词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为时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并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帝王言行录），辞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诰，旋忤执政，遂以母忧去，终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党友倾一时，误亦甚矣。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辞，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闻也。（中略）

　　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则荆公本传与荆公全集具存，并无此事。荆公执政之后，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没，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

　　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为之。荆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驷弗视，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复何所为而为奸？彼诚见夫宋之积弱，然不可以终日，而公卿大臣，如处堂之燕雀，晏然自以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为之主，遂毅然相与立制度变风俗，排众议而行之，凡以救国家之弊，图万世之安，非有丝毫自私自利之意。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云：余少时阅俗刻本《老泉集》，尝书其《辨奸论》后，力辩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参半，欲得宋本参考之，而购求多年，未之得也。

　　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祐，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余卷，意必有后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确然无疑。而又叹其心劳日拙，盖伪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谓温渚然犀（传说晋代温峤至牛渚矶，燃犀角洞悉水中怪物。喻烛照万物），物无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数万言，其确证《辨奸》及《墓表》之伪，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圣人，就令其尝为此文以诋荆公，亦何足为荆公病！然伪者自伪，不得以为真也。邵氏之流，以诬荆公者并诬明允，其鬼蜮之丑态，吾实无以测之，独恨后之编史者，悉奉此等谰言（没有根据的话）以为实录，而沉沉冤狱，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异六）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云：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按此文亦见《邵氏闻见录》，而朱子采之，其诞妄俚陋，不值识者一笑。康节即前知，而杜鹃岂前知哉？盖缘当时小人儒疾荆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见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谒不见，老泉之辨奸，康节之闻杜鹃，所由来也。

　　考《宋史·司马光传》言神宗尝问光：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媢嫉，稍知大体者，当不能出诸口。其果温公有此言，或谤者依托温公，未之敢断。然即此可见当时之小人儒，其南北门地之见甚重。荆公以南人骤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闻杜鹃之说所由来也。而此等谬种流传，直至今日，变本加厉，以成省界，而妨及国家之统一，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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