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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1)


  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的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的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这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而辞去官职俸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他们也不是有意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王安石刚刚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其实是吕诲,这件事发生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现在将吕诲的上疏录写在这里,并加以分析:

  我认为,大奸之人装得像忠良一样,诡诈的人装出很诚实的样子,他这样的人一定是把个人的进退和时机的吉祥凶险联系在一起。就像少正卯这样的人才,说的是谎话但很善辩,行为不端但能够坚持,顺从错误的言行而且善于掩饰,记忆力很好,学问又很渊博,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朝的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邪之人,只有唐德宗一个人不相信,结果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说,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尧舜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教训。皇上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又招为学士,那些朝中官员都庆贺皇上的英明,认为是提拔有文才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后来又提拔他做了副宰相,所有的人都不赞成。恰如把一件东西放在秤上,它的轻重是骗不了人的。古人说,庙堂之上,不是“草茅之臣”说话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地观察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外表给人淳朴的感觉,心里却藏着机巧和狡诈,他对皇上倨傲无礼,为人阴险狠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简单地说十件事,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希望皇上能从被蒙蔽中醒悟过来。我说的如果有一句是假话,是诬蔑他,死一万次我都不后悔。

  王安石在嘉祐(宋仁宗年号,公元1056—1063年)年间曾经在京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判了“争鹌鹑”这个案子,他认为不妥,指责办案人员有错判之罪。开封府官员不服,双方争执不下,一直告到审刑院和大理寺,都支持开封府的意见,要论王安石之罪。后来,朝廷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却不认错,也不谢恩。御史台因此又弹劾他。不久,仁宗皇帝去世,王安石也因母亲病逝而丁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王安石丧服丁忧已满,仍然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都找借口不来京城,整个英宗一朝他都不出来做官。就算他有病,皇上即位,他也应该来朝廷拜见一下,算是稍存一些作为人臣的礼节。等到被任命除江宁府,因为对他自己很方便,才接受任命,对皇上态度轻慢,倨傲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担任小官,每次调他去做别的工作,他都一再推辞,不能痛快地服从命令。在知江宁府的时候被授予翰林学士,却没有听到他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坚持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皇上即位,他才有了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为什么之前那样怠慢,后面又那样恭敬呢?难道不是见利忘义这样的心思支配他这样做吗?追逐名利,千方百计要往上爬,这是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研究经学有成就的学者,请他们讲解先王之道,特别设置了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他们手执经书站在皇帝面前,是为了向皇帝讲述经书的大义,并不是为了传播自己的道理。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上,居然坐着讲述,使得皇帝屈万乘之尊,他却摆出老师的架子,莫非真的不了解上下尊卑的礼仪和君臣的名分吗?其实他应该明白,他要做的是使道德能够彰显,并以此来辅佐聪明的帝王。但他只是要挟君王获取名声而已。这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事无大小,都与同僚看法不同。有时因为奏对去见皇上,单独留下来向皇上汇报,多次求得皇上的批示,私自下发,来堵塞同僚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把怨恨引到皇帝身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第四件事。王安石在京城纠察刑狱时,驳回别人的判决多数不合情理,和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的问题,常常是怀着怨愤。昨天,许遵误断了一个谋杀的案子,王安石却竭力支持许遵。妻子谋杀丈夫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却要用“按问欲举自首”的条例,减轻她的罪行。这是挟持感情来破坏法律,并以此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都决定的事情,仍然听到朋党附和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过的事情,也都害怕他插手。徇私报怨,这是第五件事。王安石刚入翰林院的时候,没有听说他举荐赞赏过一个人,翰林同事之间,他最称赞弟弟王安国的才华。朝廷给他和状元一样的待遇,仍然嫌太薄了。主持考试的官员不给王安国的文卷评优,这个人就遭到他的中伤。他这个人,一点小恩小惠都要报答,一点点私仇都要报复。他在朝廷执政以后,只有半年时间,就作威作福,达到了极致。从此以后,害怕他的人都勉强自己服从他,依附他的人则出卖自己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官,奔走在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他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借着自己的权势来招徕私党,这是第六件事。王安石做了宰相没有几天,任免官职就自己做主,大臣中被放逐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肯依附于他的人,却胡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该是王安石怨恨要报复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未听说有谁这样做过,他的用意是要显示自己的威风,在朝廷之上引起震动。然而现在同掌朝政的这些人都依顺于他,朝廷重臣也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了。树立个人的权威,危害国家的大政,这是第七件事。在皇上面前奏对的时候,王安石总是放肆地强词夺理。他曾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罪名,竟然大声喧哗起来,众人都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而肯定唐介的做法。唐介是个忠诚刚直的人,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之争中占上风,每次辩论后都非常的恼怒,竟气得背上长了疽疮,不幸病故了。从此同僚都非常害怕同他争论,即便是宰相也不敢上前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凌同朝官员,这是第八件事。皇上正要效法唐尧,向九族表示亲善,并且奉养亲人友爱兄弟,以此影响天下的风尚。这时,小人章辟光却上疏建议让岐王迁到皇宫外面居住。这是犯了离间之罪,一定是不能宽赦的。皇上曾有旨意送交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但王安石拒不服从,还危言耸听地迷惑皇上。他就是想在皇上兄弟之间制造矛盾,还真让他得逞了。他交结朋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经费预算都由三司衙门负责,王安石作为执政者,与知枢密院的人同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兵权和财权都由他掌管,他在这个国家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又举荐了三个人为他做事,派遣八个人巡行各路,虽然说是商讨财政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要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看到了它的害处。这是第十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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