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不能说都成功了，这一点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好。尽管如此，说它失败了也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施行起来难免有相沿而成的弊端，然而，从挽救当时的形势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曾有一篇《上五事札子》：

　　皇上即位已经五年了，需要改革的事情有几千几百件，其中已经写成条例，确立法令，而且对国家有利的，真是多得很！在这些法令中，最重要，见效最慢，而议论又最多的，有五件事：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带，方圆三千余里，整个戎羌族的百姓大约二十万人，献出他们的土地，归附朝廷，成了我们的“熟户”，可见，和戎政策已经有成效了。过去，贫困的百姓向豪强人家借债付息；今天，贫困的百姓已经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决了老百姓的困难，看来，“青苗”的法令也开始施行了。只有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这三项法令，实际效果这里还不能确定。如果得到可靠的人去推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推行的人有问题，也许会带来很糟糕的效果。逐步推行，可能会收到好的效果，急于求成，就可能带来祸患。《尚书》里说：“办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却能长久地办下去，我还没有听说过。”像这三项法令，可以说是效法古代了，然而，要懂得古代治国的道理，才能实行古代的法令，这就是我所说的尚不能确定的重要因素。免役法来自《周礼》对“府、吏、胥、徒”四种差役的设置，也就是《礼记·王制》篇中所说的“在官府里当差的平民”。然而，全国的老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地位有高有低，这些都不能作为实行免役法的依据。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免役法推行到各家各户，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国家的所有劳役，都能出钱请人代替，把全国的所有农民都从劳役里解放出来，回到田间从事生产劳动。但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五个等级的划分就不会很公平，而募役的费用也就不能按照财产的多少公平合理地负担了。保甲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丘甲”制度，管仲在齐国实行过，子产在郑国实行过，商鞅在秦国实行过，仲长统在东汉时也谈论过，并不是今天一定要标新立异。不过，天下的人，像野鸭大雁一样散居四方，没有人管，已经有几千几百年了。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他们按照保甲法的规定组织起来，邻里相接，互相监督，既清查了坏人，又保护了百姓，平时，养兵于民；战时，可以打仗。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他们就会用追逼、叱责的手段来骚扰百姓，用强征调派的办法来吓唬百姓，这样，民心就动摇了。市易法来自周朝的“司市”和汉朝的“平准法”。如今，官府拿出百万贯钱拨给“市易务”，作为收购货物的资金，来平衡物价，又借贷给做生意的人，让他们去经商，同时，商户每年要向官府缴纳几万贯钱的利息。但我深知国内的货物、钱币尚未流通起来，特别担心那些急于邀功请赏的人，想在一年半载就迅速地见到成效，这样的话，新法就被毁坏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能有可靠的人来逐步推行，就会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又急于求成，就有可能失败。实际上，免役法如果能成功地实行，就不会耽误农时，同时，百姓负担的劳役也就公平合理了。保甲法能够实行，内忧外患就会平息，国家就会强大起来。市易法能够实行，货物和钱币就会在全国流通，国家的经费也就充裕了。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这个人还在，他的政令就能够实行；这个人不在了，他的政令也就废止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难道只有这三件事吗？然而，王安石单独举出这三件事来很郑重地谈论它们，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做手脚，也比较容易一些。不过，正当各种法令经过草创将要就绪的时候，王安石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发现了宋神宗在实施新法的时候，有急于求成，用人太滥的毛病吗？看他的《论馆职札子》，说皇上即位以来提拔使用的那些人，有许多只是有一点小才，而品行却很成问题，就知道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我们知道，“和戎”、“青苗”这两件事是他认为已经有了成效的。“和戎”这件事，它的功劳整个天下都看得见，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虽然很好，但从道理上讲，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也许这个法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找到了十分可靠的人，所以才能见到比较多的成效，而问题暴露出来的很少。或者王安石的聪明仍然有被遮蔽的地方，没有能够发现。不过，看到反对派当时对青苗法的诋毁，都说它有弊无利，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再看此后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年间想要废除青苗法时，主张不要废除它的人反而很多，这也可以说明问题。免役法改变了数千年来的苛政，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虽然一部分人难免会感到有些痛苦，但这些基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而小小老百姓，没有不得到它的好处的。这可以说是只有利而没有害处的。保甲法内容丰富，思虑精当，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业，它的警示作用，可以说是有利无害的，它的成效也看得很清楚了。而它的寓兵于农的作用，则由于当时募兵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常备军和后备军的区分还不明确，对百姓生活有些影响，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为了使衰弱的宋朝能振作起来，又不能不这样做。只有市易法，他的用意不能说不好，但万万不能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实行，万万不能在标榜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中实行，即使奉行者是非常可靠的人，仍然担心国家有可能成了兼并垄断的头子；如果奉行者不是很可靠的人，那么，将为官吏打开以权谋私的大门，小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约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而当时见不到什么成效的，就数这个最厉害。当时阻挠新法的人，都说因为实行新法的缘故，导致了百姓的颠簸困苦，而又无处控诉。他们的这些言论被记载在史书中，数也数不清。然而，考察远古的历史，那些执政者十分残暴的政权，没有不招致动乱造成国家颠覆个人身亡的。像秦始皇、隋炀帝这样的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固然也托言于《周礼》，进行所谓变革，但是他所实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效法先王意志的，自始至终就没想过要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因而搞得怨声载道，没有几年就天下大乱，四海沸腾了。后世评说王安石的，有人甚至将他比作王莽。但是，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国家得到利益，百姓得到幸福为前提，他的做法与王莽不可同日而语，是不用分辨的。那些学问浅薄、不求根本的人，或者看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将他们的结果作一番比较呢？假如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有害于百姓，那么，当老百姓不堪忍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是一定会铤而走险的，即使王安石有超强的统治能力，难道能够禁止吗？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然号称天下太平，但发生在民间的叛乱，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杀人抢劫的案件，在乡间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固然已经招募强悍之人到军队中服役了，但国内仍然不能确保安定的秩序。只是到了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85年）这二十年间，一切都在变革之中，又因为实行保甲的缘故，不禁止民间携带弓弩，如果政府的改革措施，果然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么，一人振臂高呼，万千民众响应，于是酿成大乱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江湖上的草寇，也比以前有所减少，整个国家和睦和谐，其乐融融，好像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严。读当时这些人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象的。王安石有一首《元丰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乾挂梁梠。
　　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
　　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
　　垂兴歌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绝句》（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鰕鰌。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秬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土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杜工部）的《忆昔》追咏唐朝开元（公元713—741年）年间全盛的时候，其中写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杜甫的这几句诗，气象仿佛和王安石描写的元丰（公元1078—1085年）年间是非常相似的。不是非常太平年代，怎么会有这样的诗呢？这时，新法已经实行十余年了，而王安石也已经归隐乡间退休了。以此对比司马光曾经讲过的英宗时民间的景况，说是不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不敢储存两年的粮食，不敢收藏十匹帛，这种情景和元丰（公元1078—1085年）年间的情景相比，相差得太远了！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竟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因为最残害人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又有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吗？而保甲制度已经实行，盗贼都洗手不干了，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也就不期而至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其中写到（此书不知作于何年，大约写在元丰年间）：

　　我想与你见面谈一谈，我们在刚刚施行新法的时候，大概是抱有偏见的，以至于有了关于同意或不同意的争论，虽说动机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但说的并不对，很少有合情合理的。如今，皇上的德政每天都有新的变化，社会大众的教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回过头来再看以往我们所坚持的意见，更觉得是有疏漏的。如果要我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以求进取，我还不敢这样做，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吵吵嚷嚷，我也会陷入更深的忧虑。您此行是要表示一种归隐田园的意愿吧，作为一名年纪已老、疾病缠身的旧臣，您也要表达一点心意，想要再见皇上一面，这样，恐怕就要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没有超出这些吧？

　　苏轼是以往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书》，被诋毁新法的人视为圣经贤传，说是像悬在天上的太阳、月亮一样，是不能更改的。但他到了晚年在谈论此事的时候却是这种态度，深深感叹于皇上德政的更新和民众教化的有成。那么，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85年）的治理，一定有超越前人，能使大家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果然有什么对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吗？元祐（公元1086—1094年）时的那些人闹闹嚷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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