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卢梭学案

卢梭学案(1)

　　（JEANJACQUES ROUSSEAU）

　　清光绪二十七年

　　呜呼！自古达识先觉，出其万斛血泪，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丰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叹，香花祝而神明视。而当其生也，举国欲杀，颠连困苦，乃至谋一饘一粥而不可得，僇辱横死，以终其身者，何可胜道？诚一游瑞士之日内瓦府与法国巴黎之武良街，见有巍然高耸云表，神气飒爽，衣饰褴褛之石像，非JEAN JACQUES ROUSSEAU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约论》（SOCIAL CONTRACT）迄于十九世纪之上半纪，重印殆数十次，他国之翻译印行者，亦二十余种。噫嘻盛哉！以只手为政治学界开一新天地，何其伟也！吾辈读卢氏之书，请先述卢氏之传。

　　卢梭者，法国人，匠人某之子也，以1712年生于瑞士之日内瓦府。家贫窭，幼失母。天资颖敏，不屑家人生产作业，而好读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读，遂涉猎发朱惠、募理英尔诸大家著作。及执弟子礼于乡校师良边西之门，得读普鲁达尔之书，慨然自奋曰：“英雄豪杰，非异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砺，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崭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时，其父以故去日内瓦府，属卢梭于佣书某，而卢梭意不自适，因从雕刻师某业焉。无何，又去某氏，漫游四方。1728年，入法国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妇某氏。氏悯其年少气锐，常为饥驱，又欲变化其狷介之气质，恩遇周挚，若家人父子然。遂劝其奉耶稣旧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为音律师，出入侯门，仅免冻馁。后益困，常执仆隶之役，卑贱屈辱，不可终日，乃复投瓦列寡妇，妇善视之如初。及妇没，赴里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1741年，著音律书于巴黎，为伶人所沮，书不得行。1749年，穷乏益酷，恒终日不得一炊。遂矫正其所著书，务求合俗，出而售之，仅获旦夕之饷焉。1752年，著一书，颜曰“DICTIONARY OF MUSIC”，痛斥法国音律之弊，于是掊击纷起，几无容身之地。自后益肆力于政治之学，往往有所著述，而皆与老师宿儒不合，排之者众，群将媒孽之，以起冤狱，大惧，避至日内瓦府。又奉耶稣新教，欲为瑞士共和国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还巴黎。又著《教育论》及道德小说等书，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稣教之豫言奇迹者，得谤益甚。巴黎议会命毁其书，且将拘而置诸重典。又奔瑞士，与其国人争论不合，复还巴黎。会法政府命吏物色卢梭，搜捕甚亟，乃闭户不敢外出，时或微服而行云。1766年，应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伦敦。与僚友议不合，又还法国，自变姓名，潜居诸州郡，而屡与人龃龉，不能久居于一处。1770年5月，卒归巴黎，自谓天下之人皆仇视我也，怏怏不乐，遂发狂疾。仁刺达伯惜其有志不遂，为与田宅数亩，隐居自养。1771年，著《波兰政体考》，1778年业成。此书鸿富奥博，而于民约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云病毙，或云遭仇人之毒，官吏验视，则自杀也。卢梭性锐达，少有大志，然好为过激诡异之论，虽屡为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坚。晚年愤世人不己容，遂至发狂自戕。於戏，不其悲夫？1794年，法人念卢梭发明新学之功，改葬遗骸于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于日内瓦府。后数年，巴黎人选大理石刻半身像于武良街，至今人称为卢梭街，缙绅大夫，过者必式礼焉。

　　民约之义，起于1577年。姚伯兰基氏曾著一书，名曰《征讨暴君论》。以为邦国者，本由天与民、与君主相共结契约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约，为民灾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议论，在当时实为奇创。其后霍布士、陆克皆祖述此旨，渐次光大。及卢梭，其说益精密，遂至牢笼一世，别开天地。今欲详解卢氏民约之旨，使无遗憾，必当明立国之事实与立国之理义，两者分别之点，然后不至误解卢氏之说以误后人也。

　　就立国之实际而考之，有两原因焉。一则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则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谓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营生也，因种种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学士辈多能论之，皆以为人之性，本相聚而为生者也。是故就事实实际言之，苟谓人类之始，皆一一孤立，后乃相约而成邦国云云，其论固不完善，盖当其未立契约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处者存也。是故卢梭民约之说，非指建邦之实际而言，特以为其理不可不如是云尔。而后世学者排挤之论，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辄谓遍考历史，曾无一国以契约而成者，因以攻《民约论》之失当。抑何轻率之甚耶？

　　卢梭民约之真意，德国大儒康德（IMMANUEL KANT）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约之义，非立国之实事，而立国之理论也。”此可谓一言居要者矣。虽然，征之史籍，凡各国立国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义行乎其间者。夫人智未开之时，因天时人事之患害，为强有力者所胁迫，驱民众而成部落，此所谓势之不可避者，固无待言。然于其间自有自由之义存焉，人人于不识不知之间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卢梭曰：“凡人类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实由契于情好互相承认而成，是即契约之类也。既曰契约，则彼此之间，各有自由之义存矣。不独此也，即父母之于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抚育之，固也。及其长也，犹相结而为尊卑之交，是实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称家族为邦国之滥觞，夫以家族之亲，其赖以久相结而不解，尚必借此契约，而况于邦国乎？”

　　夫如是，众家族既各各因契约而立矣。浸假而众家族共相约为一团体，而部落生焉。浸假而众部落又共相约为一团体，而邦国成焉。但此所谓相约者，不过彼此心中默许，不识不知而行之，非明相告语著之竹帛云尔。

　　不宁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奋其暴威，战胜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为一，辑睦不争，则必不可无所约。不然，则名为二邦相合，实则阴相仇视而已。故知人类苟相聚而居，其间必自有契约之存，无可疑者。

　　又凡人生长于一政府之下，及既达丁年，犹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认其国之民约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国，常有举国投票，改革宪法，亦不外合众民以改其民约而已。

　　以上所论，是邦国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证也。虽然，卢梭所最致意者，不在于实事之迹，而在事理之所当然。今先揭其主义之最简明而为人人所诵佩者如下。

　　卢梭曰：“众人相聚而谋曰：吾侪愿成一团聚，以众力而拥护各人之性命财产，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后，人人皆属从于他之众人，而实毫不损其固有之自由权，与未相聚之前无以异。若此者，即邦国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约者，即所以达行此本旨之具也。”

　　卢氏此言，可谓深切著明矣。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乎？

　　夫一人或数人之交际，一事或数事之契约。此契约之小焉者也。若邦国之民约，则契约之最大者，而国内人人小契约之所托命也。譬之民约如一大圆线，人人之私约如无数小圆线，大圆线先定其位置，于是小圆线在其内，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种种结构。大圆之体，遂完足而无憾。

　　民约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当论民约所生之结果。卢梭以为民约之目的，决非使各人尽入于奴隶之境。故民约既成之后，苟有一人敢统御众人而役使之，则其民约非复真契约，不过独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谓民约者，亦已不正，而前后互相矛盾，不可为训矣。要而论之，则民约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别，则无论由于君主之威力，由于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鲁西亚，皆以为民约既成，众人皆当捐弃己之权利，而托诸一人或数人之手。卢梭则言凡弃己之自由权者，即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卢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权，是人生一大责任也。凡号称为人，则不可不尽此责任。盖自由权之为物，非仅如铠胄之属，借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脱之也。若脱自由权而弃之，则是我弃我而不自有”云尔，何也？自由者，凡百权理之本也，凡百责任之原也。责任固不可弃，权理亦不可捐，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权哉？

　　且自由权又道德之本也，人若无此权，则善恶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说，殆反于道德之原矣。卢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约，甲则有无限之权，乙则受无限之屈，如此者可谓之真约乎？如霍氏等说，则君主向于臣庶，无一不可命令，是君主无一责任也。凡契约云者，彼此各有应尽之责任云也。今为一契约，而一有责任，一无责任，尚何约之可言？

　　【按】卢氏此论，可谓铁案不移。夫使我与人立一约，而因此尽捐弃我之权利，是我并守约之权而亦丧之也。果尔，则此约旋成随毁，当初一切所定条件皆成泡幻。若是者谓之真约得乎？

　　卢梭既论弃权之约之悖谬，又以为吾若为此等约，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国者，非独以今代之人成，而后来之人，陆续生长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如是乃至无穷。则我之契约，并后代之人而坑陷之，其罪为何如耶？

　　卢梭又言曰：纵令人有捐弃本身自由权之权，断无为儿子豫约代捐彼自由权之权。何也？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是故儿子当婴孩不能自存之时，为父者虽可以代彼约束各事，以助其生长，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约，举其身命而与诸人，使不得复有所变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为父之权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按】吾中国旧俗，父母得鬻其子女为人婢仆。又父母杀子，其罪减等。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权之所致也。

　　由此观之，则霍氏之说之谬误，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滥用己之自由权，以代后人捐弃其权，然则奉世袭之一君主若贵族以为国者，其悖理更无待言。

　　问者曰：民约者，不能捐弃其自由权以奉于一人若数人，既闻命矣，然则捐弃之以奉于众人可乎？更申言之，则民约者，非甲与乙所立之约，乃甲乙同对于众人（即邦国）所立之约，然则各人举其权而奉诸邦国，不亦可乎？是说也，即纯类乎近世所谓“共有政体”，欲举众人而尽纳诸公会之中者也。卢氏关于此答案，其言论颇不明了，且有瑕疵，请细论之。

　　卢梭曰：“民约中有第一紧要之条款，曰各人尽举其所有之诸权，而纳诸邦国是也。”由此观之，则其所谓民约者，宛然“共有政体”。盖卢梭浸淫于古者柏拉图之说，以邦国为全体，以各人为肢节，而因祖述其义者也。夫邦国之与人民，其关系诚有如全体之于肢节者，盖人在邦国相待而为用，又有诸种之职各分任之，犹人之一身，手、足、头、目、肺、肠各司其职以为荣养。是说也，古昔民主国往往实行之，而斯巴达（希腊之一国）、罗马二国其尤著者也。彼其重邦国而轻各人，惟实行此主义之故。

　　卢梭及十八世纪诸硕学，皆得力于古籍者也，故旧主义（即以国为重者）与新主义（即以民为重者）常搀杂于其间。卢氏尝定国中各种之职务而设一喻，其言曰“主权者，元首也；法律及习俗，脑髓也；诸职官，意欲及感触之器也；农工商贾，口及肠胃所以荣养全身者也；财政，血液也；出纳之职，心脏也；国，人身也，全体之肢节也。是故苟伤害国家之一部，则其病苦之感，直及于头脑，而忽遍于全身”云云。此等之论，仅自财利上言之，可谓毫发无遗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权言之，则稍有未安者。果如此说，则邦国独有一身之全体，而各人不过其肢节脏腑，是人民为国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国为能有自由权，而各人之自由不过如冥顽无觉之血液，仅随生理循环之转动也。夫卢氏之倡民约也，其初以人人意识之自由为主，及其论民约之条项，反注重邦国而不复顾各人，殆非卢氏之真意。

　　卢梭亦知其说之前后不相容也，于是乃为一种之遁词。其言曰“各人虽皆自举其身以与众人，实则一无所与。何也？我举吾身以与他人，他人亦举其身以与我，如是而成一邦国，吾于此有所失，而于彼有所得，而又得赖众力以自拥卫，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过英雄欺人耳。夫既已举各人而纳于邦国中，则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缘复得其所已失耶？《民约论》全书中，此段最为瑕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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