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卢梭学案(2)

卢梭学案(2)

　　虽然，以卢梭之光明俊伟，岂屑为自欺欺人者？故既终其说之后，复发一议以自正其误曰“凡各人为民约而献纳于国家者，亦有度量分界，不过为维持邦国所必要之事件，而将己有之能力、财产与自由权，割爱其中之几分以供众用”云耳。由此言之，则卢梭所谓各人捐弃其权利者，非全部而一部也。然卢氏之精意，犹不止此。彼以为民约之成也，各人实于其权利分毫无所捐弃，非独无捐弃而已，各人因民约所得之利益，较之未立约以前更有增者。何也？合众力而自拥卫，得以护持己之自由权而使莫或侵也。

　　读至此，然后卢梭之本旨乃可知矣。盖以为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各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坚立各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也。但卢氏深入于古昔希腊、罗马之民主政治，其各种旧主义，来往胸中，拂之不去。故虽以炯炯如炬之眼，为近世真民主主义开山之祖，而临去秋波，未免有情，此亦不必为大贤讳者也。

　　卢梭又以为民约之为物，不独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何以言之？天之生人也，有强弱之别，有智愚之差，一旦民约既成，法律之所视，更无强弱，更无智愚，惟视其正不正何如耳。故曰：民约者，易事势之不平等，而为道德之平等者也。事势之不平等者何？天然之智愚强弱是也。道德之平等者何？由法律条款所生之义理是也。

　　人人既相约为群以建设所谓政府者，则其最上之主权，当何属乎？卢梭以为民约未立以前，人人皆自有主权，而此权与自由权合为一体。及约之既成，则主权不在于一人之手，而在此众人之意，而所谓公意者是也。

　　卢梭以为凡邦国皆借众人之自由权而建设者也，故其权惟当属之众人，而不能属之一人若数人。质而言之，则主权者，邦国之所有；邦国者，众人之所有。主权之形所发于外者，则众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

　　卢梭又以为所谓公意者，非徒指多数人之所欲而已，必全国人之所欲而后可。故其言曰：“凡议事之时，相约以三占从二决可否，固属不得不然之事，然为此约之前，必须得全员之许诺而后可，是每决一事，皆不啻全员之同意也。不宁惟是，所谓公意者，非徒指现时国人之所欲而已，又并后人之所欲而言之。何也？现时全国人之所欲，在于现时，洵所谓公矣。及其与后代全国人之所欲不相合时，则已不得谓之公意。是故今日以全国人之议而决定者，明日亦可以全国人之议而改之。不然，则豫以今日之所欲，而束缚他日之所欲，岂理也哉！”

　　由是观之，则卢梭所谓公意，极活泼自由，自发起之，自改正之，自变革之，日征月迈，有进无已，夫乃谓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广博矣，则必惟属于各人所自有，而不可属于他人。故卢梭又言曰：“国民之主权不可让与者也。今有人于此，而曰某甲今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可也。若曰某甲明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大不可。何则？意欲者，非可自束缚者也，故凡涉于将来之事，皆不得豫定。反此者，是谓我侵我之自由权。”

　　卢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约拥立君主，而始终顺其所欲，则此约即所以丧失其为国民之资格，而不复能为国也。盖苟有君主，则主权立即消亡。”卢氏据此真理，以攻击世袭君主之制，及一切贵族特权之政治，如以千钧之弩溃痈矣。卢梭又曰：“主权者，合于一而不可分者也。一国之制度，虽有立法、行法之别，各司其职，然主权当常在于国民中而无分离。虽分若干省部，设若干人员，皆不过受国民之附托，就职于一时耳。国民因其所欲，可以随时变更法度，而不能有所制限。”然则立法、行法、司法三权，所以分别部居不许杂侧者，正所以保护三权所从出之主权，使常在全国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权之用可分，而主权之体不可分，是《民约论》之旨趣也。

　　学者见卢梭之主张公意如此其甚也，以为所谓公意者，必与确乎不易之道理为一体矣。虽然，又当细辨。卢梭之所贵乎公意者，指其体而言，非指其用而言。故其言曰：“公意者，诚常正而以规图公益为主者也。虽然，其所议决非必常完善者。”何也？旨趣与决议，或往往背驰，民固常愿望公益，而或常不能见真公益之所存故也。故卢梭又曰：“众之所欲，与公意自有别。公意者，必常以公益为目的。若夫众之所欲，则以各人一时之私意聚合而成，或往往以私利为目的者有之矣。”

　　若是乎，凡一国所布之令，必以真出于公意者，然后可谓之法律。若夫发于一人或数人之意者，不能成法律，此理论之正当者也。虽然，以今日之国家，其实际必不能常如是。故但以众人所公认者，即名之曰法律，而公认之方法，则以国人会议三占从二以决之而已。

　　卢梭乃言曰：“法律者，以广博之意欲与广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无论其人属于何等人，而决不足以成法律。又虽经国民全员之议决，苟其事仅关于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而不及于众者，亦决不足以成法律。”

　　【按】此论可谓一针见血，简而严，精而透矣。试一观我中国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何一非仅关系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者？以此勘之，则谓吾中国数千年来未尝有法律，非过言也。

　　卢梭又曰：“法律者，国民相聚而成立之规条也。”又曰：“法律者，全国民所必当遵守，以故全国民不可不议定之。”又曰：“国也者，国民之会聚场也；法律也者，会所之规约也。定会所之规约，凡与于此会聚之人，所公有之责任也。”

　　又曰：“若欲得意欲之公，不可先定某某事，以表众人之同意，必众人皆自发议而后可。”

　　又曰：“若欲真得意欲之公，则各人必须由自己所见而发，不可仰承他人之风旨，苟有所受，斯亦不得为公矣。”

　　虽然，卢梭之意，以为公意，体也；法律，用也；公意无形也，法律有形也。公意不可见，而国人公认以为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谓法律。惟然，故公意虽常良善，而法律必不能常良善。故卢梭又曰：“凡事之善良而悉合于道理者，非吾人所能为，皆天之所命也。使吾人若能一一听命于天，不逾其矩，则无取乎有政府，无取乎有法律。惟其不能，则法律所以不得不起也。”

　　又曰：“世固有事物自然之公理，精当不易之大义，然欲以行之于斯世，而不能人人尽从者，有从有不从，是义终不得行也。于是乎，不得不由契约而定之，由法律而行之，然后权理乃生，责任乃出，而理义始得伸。”故卢梭谓孟德斯鸠之所谓法律，不过事物自然之法律，而未足称为邦国之法律，谓其施行之方法未明也。

　　是故卢梭之意，以为法律者，众人相共议定，从于事物自然之理，以发表其现时之意欲云尔。要之，法律者，自其旨趣言之虽常公正，然其议而定之也，常不能尽然，故不可不常修改而更正之。此一说实卢梭之识卓越千古者也。

　　凡当议定法律之时，必求合于正理，固不待言。但有时错谬而与理背驰，故无论何种法律，皆可随时厘正变更。而此厘正之权，当常在于国民之手。故卢梭谓彼握权之人，一旦议定法律，而始终不许变易者，实政治之罪人也。

　　又曰：“凡法律无论若何重大，无有不可以国人之所欲而更之者。苟不尔，则主权不复在国民之手，而政治之基坏矣。”

　　卢梭又曰：“凡法律之目的，在于为公众谋最大利益。而所谓公众最大利益者非他，在自由与平等二者之中而已。何也？一国之中，有一人丧自由权之时，则其国灭一人之力，此自由所以为最大利益也。然无平等，则不能得自由，此平等所以为最大利益也。”

　　又曰：“吾所谓平等者，非谓欲使一国之人，其势力、财产皆全相均而无一差异也，若是者，盖决不可行之事也。但使其有势力者，不至涉于暴虐，以背法律之旨趣，越官职之权限，则于平等之义斯足焉矣。至财产一事，但使富者不至借金钱之力以凌压他人，贫窭者不至自鬻为奴，则于平等之义斯足焉矣。”

　　又曰：“欲使邦基永奠，则当令贫富之差不至太相远。苟富者太富，贫者太贫，则于国之治安俱有大害。何也？富者借财力以笼络贫者，而潜夺其政权；贫者甘谄谀富者，而供其使役。质而言之，则富者以金钱收买贫者之自由权，而主人奴隶之势斯成矣。虽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其差异以渐次而日甚，此又自然之势，无可如何者也。故必当借法律之力，以防制此势，节中而得其平，则平等自由可以不坠于地。”

　　卢梭以前诸学者，往往以国民之主权与政府之主权混淆为一。及卢梭出，始别白之。以为主权者，惟国民独掌之，若政府则不过承国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员耳。其言曰：“政府者何也？即居于掌握主权者（即国民全体）与服从主权者（即各人）之中间，而赞助其交际，且施行法律以防护公众之自由权者也。更质言之，则国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佣之工人而执其役者也。”

　　夫政府之为物，既不过受民之委托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机关，则其所当循守之责任可知矣。故凡可以伤国民自由权之全部若一部之事，皆当避之。故无论何种政体，苟使国民不能自行其现时之意欲与将来之意欲者，皆谓之不正。何也？苟国民常不能掌握主权，则背于立国之大本也。卢梭乃断言曰：“凡政体之合于真理者，惟民主之制为然耳。”

　　是故卢梭以为政体种类之差别，不过因施法权之分配如何而强为之名耳，非谓立法权之分配，可以相异也。盖立法权者，必常在全国之人手，而万无可以分配之理。若不尔，则一人或数人握之，已反于民约之本义，而尚何政体之足云？所谓施法权之分配者，或以全国人而施行全国人之所欲，或以一人而施行全国人之所欲，或以若干人而施行全国人之所欲，即世俗所谓君主政体、少数政体、民主政体之分也。若夫发表意欲（即立法权），必属于全国人之责任，无可移者。且彼之任施法权者，无论为一人，为若干人，皆不过一时偶受委托，苟有过举，则国人皆得责罚之、罢黜之。

　　至委托施法权之事，三者之中，果以何为善乎？卢梭曰：“全国人自行施法之权，苟非小国，必不能实行之。且有种种弊端，比诸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其害或有更甚者。故分诸种之官职，而严画其权限，最为善矣。”

　　卢梭于是取现时英国所循之政体，即所谓代议政体者而评论之。以为其分别施法之权，洵善也。虽然，其代议政体尚不免与自由真义稍有所戾。何则？代议政体者，以若干人员而代国人任主权者也，故国人得发表其意欲者，仅存投票选举议员之一日而已，此一日以外，不过拱手以现代人之所为。故如此政体，国人虽非永远捐弃其自由权，而不免一时捐弃之矣，故曰未得为真善美之政体也。卢梭以为国人票选若干人员而委之以议政之权，固无不可，惟必当明其责任，有负责者，则可随时黜之。何也？彼若干人者，不过为一时受托之人，非谓使其人代己握主权，而以己权全付之也。盖权本不得让与他人，故亦不得使人代我握之，主权常存于公众意欲之中，而意欲者必非他人可以代表者也。

　　又言：法律者，众意之形于外者也。我有我之意，代人有代人之意，故立法权决不可使人代我。若夫施法权则可以代矣。何也？施法权者，不过实行我所定之法律而已。又言：英国人自以为我实有自由权，可谓愚谬。盖彼等惟选举议员之日有自由权耳，选举事毕，便为奴隶矣。

　　如卢梭之言，则议定法律之事，凡为国民者，不可不躬自任之，斯固善矣。然有一难事焉，在于大国之国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权，而不托诸代人乎？卢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真民主之政，非众小邦相联结不可。”难者曰：“众小邦并立，则或有一大邦狡焉思逞，以侵犯之，其奈之何？”卢梭曰：“众小邦相联为一，则其势力外足以御暴侮，内足以护国人之自由，故联邦民主之制，夐乎尚矣。”

　　卢氏又以为联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际，有最紧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谓紧要之一事，未及论叙，而卢氏遂卒，使后人有葭苍露白之感焉。但度其所谓联邦民主之制，殆取法于瑞士，而更研究其利弊也。

　　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铄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按】卢氏此论，可谓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今虽未有行之者，然将来必遍于大地，无可疑也。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固且快意。姑妄言之，愿天下读者勿姑妄听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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