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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7)


  【資本主義體制】

  再回頭提到中國是否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必須鄭重再三聲明,這問題只能有條件的答覆。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說正是如此。如果時裝廣告牌出現於人民大會堂不過一箭之遙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氣的高貴汽車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業以出售股票籌集資本,那就難於解說這些事物仍屬社會主義範疇。可是從歷史上看來,「資本主義」這名詞從西方傳來,到底有它歐洲之背景。如果將四周牽扯的事物一併拿來討論,也可以從狹義的說資本主義只能由市民之特權(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點產生。不論從內從外看去,資本主義總是和自由城市結不解緣。因之市民階級(bourgeoisie)有了他們的絕對優先權。

  也因此,私人之資本總是在公眾生活中構成特殊影響。中國的革命,從毛澤東的故事看來,則主要的是由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領導農民發動。在後來建國過程之中,中國人發現西方和日本所創以貨幣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從這一點上模倣過去,鄧小平影響下之中國才有了一種所謂資本主義色彩。可是這色彩與內容之間仍有極大區別,不僅方面多而且內容深。

  雖有最近的放鬆管制,但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從未宣布它將放棄在很多事業上的專利,這專利及於冶金、煉油及化學工業、機械工程、造船業、交通事業、保險業、對外貿易、傳播事業甚至旅遊事業。這些事業是國民生產值中之極重要部分。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員有行使職權之自由。私人企業還只限於小商店、食品供應零售業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業。並且很多事業尚且是撥歸私人辦理,不過是「承包到戶」,出之以合同的關係。此外公辦私營的範圍已擴大,人民公社可以說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為食品生產已由農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說公社已經廢除,因為它們仍是原則上的土地所有人,將土地租與個人。政府也仍在收購食物,管理其分配並釐定其價格。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性格。接受私人資本和採用先進國家管理的技術,並無肅清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形態的趨向。

  【矛盾與解決】

  不過,從西方眼光看來,中國自相矛盾的情形極多。此中的混淆也由於某些人士過度渲染,他們好像將經濟合理化的運動牽扯到極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對意識形態死硬不肯放鬆的人,他們沒有把「馬克思主義」①當作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是倚之為自身安全的保障,這樣一來糾紛才多了。

  ①馬克思主義之本身為由知識界所掀起的各種左傾思想組成的一大集團,缺乏固定輪廓。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冊子不如他經濟方面著述之詳盡。《共產黨宣言》內中條列的各項步驟在十九世紀中期看來帶革命性格,以後卻供很多西方國採納,連美國在內。此外,《資本論》則由羅賓生教授(Joan Robinson)與熊彼德教授(Josegh Schumpeter)指出,內中有不少不合實際的地方,如機器只能傳達價值,不能產生價值,如大學教授不事生產,只是社會上遊手好閒的人物,如娼妓,如資本家承擔風險不能算是對社會或經濟的一種貢獻。殊不知現代高等科技如計算機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認的三個因素產生。總之則二十世紀末期沒有人能說他全都遵守馬克思主義,更不用說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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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共和國裡有一位書評家指出本書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觀點有可商之處」(見《讀書》一九八三年五月號)。這點我完全承認。可是另一方面,認為經濟之組織對法律和文教有決定性的影響,作者也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家一樣無法否認受有馬氏的影響,刻下將歷史觀作冗長、互相繼續而作梯度前進的觀察時尤然。

  中國人的平等觀念和某些集體行動之性格有長久歷史根據(詳以上各節,尤其第二章所敘),因之由西方產生的原始型資本主義可說和中國文教傳統相違。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裡的無產階級,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參加商業戰爭等等,在二十世紀已不能照辦;開頭如此的國家也早將這些辦法革除。要是中國還將它們之所遺棄當作出發點,也是不可思議了。

  這樣看來,今後中國可能繼續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極端。這種辦法也是環境逼然。實際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過度發展,也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揭示的宗旨,已在半個世紀之前宣布流傳。很可能這也是發展較遲的國家今後通用的辦法。只是在中國一切還未成定型之前,這種兩端討好的辦法免不了產生一種照片上雙重曝光的印象。以一個國家追求兩種「主義」,也使人猜想它們所代表的力量必將鬥爭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實之發展顯示,任何國家在革命行程中通過突破後都有將兩種體系結合歸併的形勢。荷蘭民國即以聯邦制解決內陸部分與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國即以司法審判的方式使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念融合,亦即將衡平的觀念注入到習慣法裡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國能用數目字管理,能適用貨幣管制之方式。中國也無可例外。有了這種突破,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的歷史從此將和西方現代史匯合。亦如以前留下來的成例,過去官方所堅持的正統教條,不論是伊麗莎白以來的聖公會《祈禱書》,或者喀爾文派的定命論,或是馬列主義、《毛主席語錄》,都可以在背景裡退去,成為文教上的影響力量,而不致成為令人畏懼之鞭策。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寢去看陶製兵馬俑,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確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

  可是有思想的觀察者不會忽視當前問題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過剩,以及如工業化和保護環境之衝突等基本問題絕不會因革命成功而掃除。自然之災害仍將不斷發生,雖說救災的能力已較前加強。中國經濟完全由貨幣操縱之後,先進國家繁榮及市場不景氣之週期也會隨著發生。雖說在今後幾十年內中國應有一個極好機會在「已有的」和「尚無的」國家之間做和事佬,調節折衝,可是它也可能在兩方之間同被排擠。工業先進的國家可找到很多藉口抵擋人民共和國廉價而有技能之勞動力;而尚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則用各種教條,指責北京之侵略性。這侵略性之趨向與中國文教傳統無關。從一個以農立國國家的觀點看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系總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沒有人能縷敘其間之全部可能性。我們說中國已經過一種突破,不過指出先前若干無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礙現已克服。一個新國家之行動自由必會展開一長列的可能機緣。一般而論,歷史家之職責限於敘述過去。習慣也要求他對現狀保持起碼的距離,以防備事體可能之逆轉。只是在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觀的眼光看去,我們覺得這樣的謹慎已無必要。我們背後已有好幾十年從未間斷的運動邏輯。又有很多先進國家留下來的痕跡,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則我們應當能下今日之結論了。如果我們寫歷史的人再含糊推諉,即是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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