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5)

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5)

　　【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當日午後一時三十分，三千個學生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學和學院集結於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將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這種特權出自「勢力範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國因一九一七年對德宣戰與以後派遣勞工服役於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並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係。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後果，反要將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髮指。可是會議中將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別保證作如是之轉讓。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布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文件，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五月四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將國家主權轉讓與人。他們遊行到東交民巷，將通知送交各國使館。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三個內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文件負有責任。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巡警出面彈壓，學生三十二人被拘。

　　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內閣也引咎解職。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山東問題終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定。一九二二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螢幕上重見疊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一九一九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讀者可以想像中國是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一九一二年取消，科舉考試也於一九〇五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迄一九一九年，新式工廠內之勞工估計只在一百萬至二百五十萬人之間。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別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專業工作猶集中於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識分子發現自己並非社會上之「不適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

　　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昔日文士官僚型態。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麵包內的萵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諉，也無旁人可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這信息開始傳布時，這上面的一塊麵包開始變化，打破二千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五十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復與林紓，他們使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只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歷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盪其行動。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在歷史上它可以看成以一九一七年為始點。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只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只持續了約二年。大概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智識氣氛】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後才留學日本及法國。從事革命多年之後，陳在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封面有標題：La Jeunesse）。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新青年》行銷達一萬六千份，在當日可算傑出。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誌最為人稱道的一九一九年一月號，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非「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於執筆者想像。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於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恆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態度相近。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標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持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對象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讀者應注意，迄至當時（甚至今日）個人主義在中國社會裡帶一種被否定的含義，個人主義即係缺乏公眾精神。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一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

　　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軸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象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發現並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鬆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

　　李大釗也是《新青年》編輯委員，與陳獨秀工作時接近。在北大他是圖書館長。李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裡，他發表了若干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李大釗於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不過其結果並非一種無光彩的妥協。不像陳獨秀，他沒有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也預料到中國的革命會扯上一種強烈的農民運動。他不規避暴力，而認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個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據的政權並無不合理之處。他提到民主與自由，卻又用道德的名義強迫執行使之兌現，有如盧梭。在這些方面，他留給毛澤東的影響至為深重。在北大圖書館，他也雇用毛澤東為臨時工作人員。

　　在這群思想家之間，代表美國的影響者為胡適。他畢業於康乃爾大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在北大為哲學教授。胡對五四運動主要的貢獻為提倡白話文，以代替傳統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場與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張實用，而不主張以「主義」作標榜，因此他沒有被當時青年熱烈擁戴。後者多為革命之浪漫主義者，企望找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實驗主義（也是主義？），一部分來自其美國老師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點一滴」的觀念概括，因之他不與同時人物的步調相符。在長遠的眼光看來，胡適不能算是完全錯誤。中國的革命註定要採一種途徑，甚至為革命家所無從預料。其問題之大超過當時已有之辭彙。如是看來，以前所用之「主義」，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縮。

　　與以前幾十年比較，中國在一九一九年已更向前進一步。鴉片戰爭結束，這國家未做任何調整。即在自強運動期間向外學習，其範圍也不外科技，仍限於與軍備有關部分。百日維新雖然失敗，維新人士至少已提議將全部政府機構一併改組。現在，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行動愈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了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我們提及「西方之衝擊」（Western impact）時，只有採取宏觀的立場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棄」（all-or-nothing）的反應，表現了不到時間成熟以前，技術上執行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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