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4)

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4)

　　【帝制結束，民國肇造】

　　公元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緒皇帝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時，慈禧太后也駕崩。這離奇的遭遇似有暗算。雖說他已多時健康欠佳，她卻健康活躍。事實上她在十三日主持立宣統（本名溥儀，一九〇八─一千九百一十一在位）為嗣君，後者才三歲（可是也有她身體欠安的傳說）。其實，內幕如何，已無關宏旨。宣統命中註定為中國最後一個君主。再三年而有中華民國，不僅滿清入主二百六十七年至是終結，而秦始皇於西安創造之帝制共歷時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也成了歷史上的往事。

　　醫學博士孫中山，大革命家，看來曾希望實現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則他不會作上李鴻章書而盼望能見。到一八九五年中國被日本戰敗之後，他才蓄意反清。他既是廣東人，又諳英語，就容易和海外華僑接近。可是從他的回憶錄上看來，他起先覓取支援仍至為艱難。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前孫曾發動推翻滿清運動十次，每次失敗都免不了人命犧牲。其中有些烈士尚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會黨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卻無法和群眾接近。初時他們也採取「古典型」革命行動，散發煽動性的傳單、暗殺和佔領官署發難。逐漸的，他們才認清他們也可以利用現有的秘密結社和潛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陸軍作為以後行動之根據。

　　孫先生也寫出：各方在八國聯軍後的反應給了他的革命行動新的力量，入黨的人增多，海外籌款，較前有效。可是十次之中的最後一次在一九一一年四月於廣州發難，仍然失敗，七十二烈士因此喪生。不料，不出六月之後，竟能成功。這次，革命黨員在漢口的地下組織不慎，使一顆炸彈爆炸。經過巡警調查，一批黨員名單敗露，內中牽涉新軍裡面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們逼不得已提前舉事，既無安排好的領導人物，也無預定計謀。黎元洪，滿清新軍協領（旅長），被強迫推戴為革命軍總指揮。又在這緊急關頭，清朝的總督不戰而逃，給革命黨人一個求之不得的喘息機會。不久其他省份接二連三宣告「獨立」，也就是脫離專制的朝代，準備與武漢的革命黨人協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緒正妻）只有替義子主持退位。

　　【新舊體制不銜接】

　　民國成立後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喪的開始。孫中山將總統的職位讓與袁世凱，他就是一八九八年出賣光緒帝的人物，只因為他這時候還控制著滿清的新式陸軍，理論上還有打敗革命黨的可能。有了這樣的妥協，和平成為事實。歐戰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列強無力東顧，日本於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條」，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國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成了日本的保護國。幸虧袁世凱死在一九一六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八十一天，因為各方的反對，他臨死之前已將帝制撤消。在這段混淆的局面裡，又有蓄辮的將領張勛復辟。一九一七年他將宣統搬出來再度稱帝。這一次為時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二十一天。從這時起迄至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階段。

　　在這十餘年期間，中國有兩個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軍閥承接交替；一在廣州，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理論上的重心。可是兩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極有限。內戰經常沿著鐵道線上展開；軍閥以他們的派系區分。西藏與外蒙脫離了中國的掌握。後者的分離從此具有永久性。外國的砲艇不斷在中國內河航行。國際貿易由各大城市裡的外國租界操縱，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潤，無視於中國的長期發展。出口物品以農業為主，進口貨品主要針對新興小市民階級的嗜好與購買力。這批人士為數過少。他們的興趣過於傾向於西方，因之不足以改變人口眾多和帶著大塊陸地的中國之命運。

　　以上各種情節與景象有如萬花筒，只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顯示了它們歷史上的一貫性。中國的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舊式的組織不以中央為各部分總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種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將各部分牽扯出來，也將它們的力量視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於是全體都立於一種微妙平衡的局面裡保持表面上的寧靜。這種新舊之間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國成立時看出。所以帝制必須取消。根據過去的經驗，坐在龍椅上的人物雖以道德號召，要不是以出賣旁人為習慣的老手，即是一個被人愚弄終身的小兒。況且皇權之極端與社會組織之無法妥協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這些原因，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僥倖成功，以後兩次重建帝制圖謀也不會失敗那樣厲害。

　　可是向「負」的因素反抗，本身並不能立即成為「正」的力量。我們確定中國的問題適於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說。可是Constitution固然可以譯作「憲法」，也可以解釋而為一種品物之人身結構影響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動範圍。中國人歷來以文人治國，過度重視constitution為一紙文書，簽字蓋章而莊嚴收藏者。而忽視constitution有似於我人天賦之性能。殊不知議會採一院制或兩院制，行政權由總統或內閣掌握，當日所寫之憲法與下面一大群農村組織之關係極微，因為鄉民的識字率一般認為只百分之五，農民只能集體指揮，而重要的統計尚付之闕如。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男人優於女人，年長的優於年幼，讀書明理的優於目不識丁，這和全民投票的原則以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經濟之機會不僅不相銜接，而且大相逕庭。況且以千計的貞節牌坊，歌頌大人物豐功偉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裡的神位和鄉祠裡的偶像，代表著中國的大傳統及小傳統，過去統統有利行政之輔助工具，至今無一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之橋粱。

　　更有甚者，一九〇五年停科舉，高層機構即政府衙門和低層機構，亦即鄉村鄰里對話交流的聯絡線，即因而截斷。在這種情形之下，代議政治只是一種偽裝，新成立之政黨縱以不同的宗旨號召，當中無一可以切實代表各選區（constituencies）。同時城市內新興的市民階級力量也過於低微。如果他確有能力決定全國的政治，一會向那方向動手。換言之，中國之現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國文化之發展一向與西方傳統平行，那麼人民之自由權（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權（municipal franchise）發軔，以後普及於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們私人資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後期即已超過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們讀過無數記載，指出賄選，強制解散議會，或者公開違法的行動。可是在這段混淆的時代裡，真正的悲劇是由軍人出身的總統或總理執政，其為好人壞人不說，當中無一個可以成為實際之強人。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於財政。民國成立，所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國庫。傳統之收入大宗為土地稅，可是這用以維持舊式之衙門，為數過少而且分布過廣泛，不能算數。其他的收入又當作向外借款和賠償軍費的抵押品。對內發行公債則無人認購，於是只有向外舉債一途。誰願向中國放貸？無非受外國政府支持的銀行集團。這樣一來，中國的領導人看起來總是外國主子之工具而對自己本國人民跋扈囂張。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謂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實中國實力以便加入協約國赴歐參戰，實際情形則利及接收款項的人物，他們對內傾軋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產生，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可是這種辦法全靠高級軍官間的人身關係，也就很難在超出省區間的場合生效。於是「實力政治」（realpolitik）更進一步，陰謀與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帶流動性。

　　軍閥一般為帶悲劇性格的英雄人物，他們也並非個個存心做壞事。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不少中國軍閥可能在英國陸軍裡成為出人頭地的將領。他們將個人之野心和他們所想像的救國救民宗旨合為一談，因之極難向他們的部下及中國民眾解釋明白。張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後成為熱烈愛國者。馮玉祥起先被稱為「基督將軍」，以後向蘇聯靠攏。閻錫山組織了一個「洗心團」，給以種種宗教式點綴。唐生智幾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觀念補償他的殺戮。軍閥也非個個粗蠻，吳佩孚即係詩人。可是性格淘氣的張宗昌據說生平不知所帶兵員人數、手中錢數和各房姨太太數。

　　話說回頭，軍閥給中國之損害並非不嚴重。他們給中國經濟的壞影響無可衡量。當日創造新社會的工作亟待著手，軍閥之行動除有極少例外，大都具破壞性。他們也使全國士氣受挫。軍閥割據使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所有尊嚴，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八十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於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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