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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2)


  【百日維新】

  一八九八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從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一共一百零三天,御前頒發了二百多件詔令與批示,宣稱政府之組織必須改造,預算將要編製,海陸軍將要現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組織也要改組,所有農工商業一併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標準。如果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龍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則中國應當立即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可是這西化之決心以與西方習慣相反的姿勢提出。「百日維新」如傳統以意志力事,並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則。這種辦法相信一項工作由皇帝詔令宣布,即等於工作已實際完成。

  維新人士並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們還是做了。一百零三天之後,全部運動突然終止,皇帝被軟禁,終身再未重享自由。六位維新人士被處死刑,兩個最顯著的領導人亡命海外,又有約四十個官員被革職。

  光緒皇帝(本名載湉,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與老醇親王的兒子。醇親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兒子。堂兄同治皇帝於一八七四年無嗣而終的時候,光緒才三歲。被意志堅強而好賣弄權力之慈禧指定為皇嗣而繼位。可是迄至他在一九〇八年去世,慈禧未曾放棄她為事實上的國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簾聽政,也仍在幕後攬握大權。她也利用親信大學士和宦官與廷臣聯繫。在這朝代進入暮期之際,凡是滿清的總督等重臣及海陸軍高級將領要不與這後門發生關係,則官位難保。

  光緒帝頗為明智,也容易動感情,他看到一本說得剴切的奏呈,就會流淚。以這位有志改造一個龐大國家命運的君主而言,他在宮廷裡幽居的生活與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機會執行本身決策,都可算作嚴重缺陷。他維新的贊助人為康有為和梁啟超,同為廣東省人。康是古典學者,擅於使用古籍裡利於改革的文字推陳出新,翻作今朝之標榜。梁比較趨向實用主義,他的文字流暢而有普及性,所敘也不只古典。在一八九八年之前,他們至少已提倡改革三年。他們以普及新式教育為論壇,曾組織會議,到處演講,發行期刊,捐募款項以貫徹這宗旨。也有西方傳教士贊助,使這運動傳播甚廣。如果自強運動可稱為造船製炮的改革,則百日維新不妨稱為編預算寫憲法的改革,雖說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們的志向超過目前之規劃。

  慈禧深切注意侄兒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間之內沒有直接干預。一個使她採取行動之近因似與人事有關。當皇帝一貫的排擠反對維新的人物而提拔親信的時候,新舊兩派之衝突終不可免。也因此觸發了滿漢大臣的互相嫉妒。據說皇帝將接見伊藤博文,可能被勸說遊覽日本,成了一時的警報。最後導至政變之原因為皇帝召見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密商,不通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後者為滿洲人,也是太后親信。

  在這裡我們要相信袁世凱數年後給《倫敦泰晤士報》的談話,他在這裡提出,他出賣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嗾使他謀殺太后,事實上她也是皇帝之養母。或者我們應當相信《上海字林西報》和《申報》的報導,內中提及光緒密令袁世凱向御躬保駕。事實之發展則是袁世凱成了告密人,他出賣了皇帝和維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榮祿一邊。慈禧突然由頤和園回到北京宮內時,維新人士的計謀為之挫折。他們被整肅,有關國事的政令全部作廢而恢復百日維新前的情形,光緒皇帝和他的親信要付出前後行動和秘密交往之代價。

  提到目下歷史之題材,作者別無他法,在敘述時不得不循照以前歷史家之鋪陳,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讀者,在解釋以上情事時,前人之論點大體已失去用場。因為他們批判以上事蹟時,缺乏今人眼見之縱深,是以強調當事人物之人身關係,而低估組織與結構上的原因。百日維新使全部武職人員震驚,他們的官銜職位由八旗綠營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體文官失色,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和朱熹的註解,由科場發跡。這點,以前的歷史家也重視。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講出:他們不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實上他們也代表著這帝國和中國社會組織的邏輯。幾百年來中國倚賴一種世襲的武職人員,他們在技術上的教養不深,也倚賴一個以文字見長的官僚機構,他們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成了這永久組織的磐石。這樣的安排不斤斤計較技術上之進步,只圖贏得社會的安定,因之構成了全國的均勻一致,使帝國無可動搖。如果將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則全國的組織也將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難處是,若不宣告此類組織遲早必須更換,就無庸談及改革。

  百日維新失敗,光緒被批評為猶疑膽怯。可是沒有歷史上的證據可以解說他有別路可走。他因為皇帝,就以人身為表率,代表著傳統的道德。這種德行從村舍里甲一路上來,透過整個社會,而以「孝」為先。稍一決斷,他就會損壞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觀感和皇帝這一職位。他或者可如康有為在九月上旬的建議,出走上海。可是那樣一來他既背叛了社會習慣,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願意做到那樣徹底,那他們又何必一定要依附著光緒皇帝和清朝,兩者已不過是改革的累贅?他們難道不能直截的樹立民國,問題簡化?以後事實之演進也表示歷史終於肯定的容納了這條路線。

  只是以問題之大,使其程序無從簡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遠,已由譚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太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六人之一。他決心為烈士,也不願逃避。他在遺書中提及除非新舊兩黨流血遍地,中國永遠無指望:「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實踐了他的預言。當日被派往監刑的剛毅,不久即成為支持義和團的清朝大員之一。

  經過九月二十一日的政變,慈禧企圖褫奪光緒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幾位南方總督和一群社會上文教領袖反對,後者以上海為中心,有西方各國的支持。百日維新首要人物康有為逃至香港,有英國人援助,梁啟超則由日本使館的保護離開北京出國。各國使節猶且一再詢問光緒帝下落,也帶著質問的態度。太后的企圖無法實現,她反外的心理激熱化,以後影響到她對義和團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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