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6)

纽约，纽约(16)

　　内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独子的英文名字杰佛逊，源于有“蒙地沙罗智者”（Sage of Monticello）之称的杰佛逊总统和他的“生者之地”的信念（格尔在南方的亲戚会联想到杰佛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那也好）。他已经是全国荣誉学会的学校分会会员，是学校合唱团的副团长，还是学生与校长沟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他担任大学足球校队的守门员，也是管弦乐队的队员。圣派垂克节时，整个赫逊河中游地区的游行队伍会通过纽普兹村，学校的军乐队队长问他是否可以当掌旗手之一。他说：“我要负责美国国旗。”队长说：“可以！”在游行当天，格尔和我站在街角，除了隐约的敬意以外，我平生第一次涌起对星条旗的衷心喜悦。

　　然而，在不顾颜面地轮番揭露自己的羞辱与骄傲，以及和志业相关的挫折与乐趣后，我必须要说，我们即将迈向21世纪，我却无法肯定美国的前景。就某些方面而言，美国的未来甚至没有中国明确。今天（1983年9月2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如下：

　　初步数据显示
　　第三季GNP
　　成长7％
　　乐见趋缓
　　对复苏过热的担心
　　已降温——白宫表示
　　成长步调可望维持

　　这不是好消息吗？但我开始想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接近饱和点。我用杰夫的晶体管计算器轻易算出以下的数字：

　　100×(1.07)10=196.71515……

　　也就是说，如果目前的成长率可以持续十年，或说是重复十年，届时我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会加倍。我们如何寻找原料？我们出口的全球市场何在？废料和污染已经造成许多湖泊和河川不堪使用，未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强迫性消费只会产生更多差强人意的商品，同时让许多有用的书无法出版，将来我们又该如何因应？这其中潜藏危机，只怕更甚于中国曾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害处。分析师当然会告诉我们，目前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比率势将改变。有些人还预测，二十年后，高科技主宰一切，美国制造业劳工的比率将降为现在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社会准备好要面对无可避免的职业变动和失业吗？我们的法律体系足以支撑井然有序的过渡期吗？谁会购买我们的机器人？最重要的，如果这些问题全都获得解答，我们如何维持下一轮的增长率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吗？

　　在许多天的晚上，我读着悲观的报道，上床时闷闷不乐。身为特殊类别的历史学家，我知道大规模的僵局会导致暴动。在纽普兹，有一个适宜低收入家庭的新住宅方案，事实上，这些房子位于管理妥善的住宅区。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白肤金发的小男孩，大约八九岁，从其中一间房子中走出来，旁边是一个年龄相当的黑人小男孩，两人手上都拿着球棒和棒球手套。这个景象令人感到心旷神怡。但当晚我又读到关于世界局势的丧气报道，随后想到这两位男孩的命运，他们居然出现在我的噩梦中。不过，第二天早上的阳光却大大振作我的士气。我发现自己对儿子说：“杰夫，即使我们必须消除内燃机的文明，人类也可以生存。看看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和实验室设备吧。我们应该可以开发新能源。我想应该可以发掘金属和化学物，让物质重新循环使用。你们这一代应该至少可以维持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或者活得更好——如果我们没有把地球炸掉的话。”

　　我近来不太旅行。但我还在密西根当研究生时，我曾开车到华府，去国会图书馆找资料，然后再一路往西开到西岸，看我的弟弟一家人，之后再开回底特律。我也常常搭飞机来往纽约和曼菲斯，波士顿和普吉西之间的短程距离更是往返无数次。我记得城市和郊区呈巨大的棋盘图案在眼前展开，灯火灿烂，乡间有许多景致优美的住宅，附带形状各异的游泳池，黄昏时水光潋滟。这是一个机敏又长于协调的国家和民族，我不相信他们会让自己走向大灾难和毁灭。

　　也许我们在学校教美国历史时，应该采取不同公式和重点。我的经验告诉我，许多美国人误以为美国史开始于太平洋岸。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主义的威信是起源于物质的成功，因此而忘却真正的美国精神。不久前，他们的祖先就是秉持着这种精神克服外在的艰辛，穿越一整个大陆的大湖、平原、草原、山脉和沙漠。如果开发技巧受重视的程度胜过真正的国民性，如果机巧的成果比机巧本身更被看重，幻想迟早会破灭。这样的人忽略自己优势的来源，只会经常仰赖运气。

　　也许美国人应该多参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在我的经验中，接触可以消除偏见。从孩童时期起，我就被教导要恨英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后来还或多或少要恨美国人。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些人时，我很能理解，我们如何让争论点发展出对外国公民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牵涉到骄傲和偏见的争论点。我认为本书很有用，是因为本书是根据我正常工作外的许多客观观察，如果读者容忍我的自大，我要说这些观察扩大我的眼界。也许我可以用回忆中的一件小故事来帮我强调论点。

　　一般而言，苏联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理解的民族。很少中国人有机会接触他们，更别说和他们进行对话，突破他们的心防。我们只能想像苏联人阴郁、低俗、粗鲁、凶暴和野蛮。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北，我们有充分理由让他们就此凝固在这些永远的形象中。但发生一件离奇的事，让我上了最难忘的一课。

　　时值1946年5月，我在国民党军中，我们刚从共产党军队手中夺回长春。身为副总司令副官的我，负责撤走大和饭店的房客，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到来。旅馆属于前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财产，一般大众不可能住进去。我们攻下长春不到五天，房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军方人员、六名外籍特派员和苏联人。第一种人什么话也没说，就搬走了。记者有宋子文当代言人，虽然愿意配合，但仍然提出抗议，我们解释撤离是为了安全理由，他们根本不相信。（西方读者对宋子文并不陌生，他的照片出现在涂克门的《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接下来，我们预期赶走苏联人会遇上困难。他们分住不同的楼层，有些还携家带眷。不论他们如何搬进来，不论他们是否有外交官的地位，他们住在大和的时间都比其他人久。

　　结果连一点抵抗的迹象都没有出现。无论男女，这群苏联公民都很有风度，接受我们的驱逐命。他们的代表是一位茶色头发的削瘦男人，英文说得不错，中文还过得去。他只要求半天的时间让他们搬到朱林（Tchurin）公司。朱林是官方的俄国贸易公司，在长春拥有办公大楼。他又提到，他担心他们这群人的安全。我们进入长春时，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对苏联人在东北的作为非常生气，因此砸毁任何看得到的俄文标志，而且很可能如法新社所报道，甚至以爱国之名掠夺无人看管的外国人财产。这位苏联人的忧虑不难理解。但当时我太过骄傲，无法接纳他的意见，因为这无非暗示我们丧失掌控权。在我还想不出如何应答时，这位苏联代表仍然轻声细语，以他的诚挚解除我的武装。“我无意冒犯，上尉，”他用英文说：“不过数星期前，我们的军队才犯下全世界最恶劣的行径。我了解你的感受。“这个人显然是使馆官员之类的，居然如此坦诚，令我大感惊讶。感动之余，我向他保证会保护他们这一群人。他已赢得我的尊敬。

　　真是多事之秋。同一天早上，大概才半小时之后，这个人要侍者请我去他的房间一探究竟。我直冲过去。在走廊上，我看到他和一名我们的士兵在抢台灯。这个糟糕的家伙是被派去保护他们的士兵之一，一定以为既然苏联人被命令离开，他们房间和套房中的每样东西都可以随意拿走。这位直言无讳、发色浅淡、语调柔和的苏联人，这时用中文说：“看，这甚至不是我们的东西，而是你们的！”我羞愧难当。他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这个台灯既然是旅馆的财产，事实上也就属于我们。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被背叛和羞辱。我说话不算话，军队的名誉扫地，国家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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