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5)

纽约，纽约(15)

　　既然如此，我开始猜想，我们是否可以减少武力冲突，避免刺激他们，而是透过贸易和文化接触来表达同情和理解，和他们共同探索如何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社群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如此一来，接近自然算术的消费者导向经济才能使我们的关系更融洽，制造友好的气氛，更有利于解除军备。数学至上时，建立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热情或许可以逐渐消退。但这是个大疑问。我们有权利去窥伺其他国家的家务事吗？窥探的同时，我们不也应该揭露自己的虚实吗？国民外交和正式外交关系之间的差异也会浮现。在考虑过这些因素之后，这个问题不但难以回答，而且难以启齿。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如何打破冷锋呢？我想过多次要向索尔兹伯里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几乎要写信或打电话给他，但最后又打消此念。

　　对我来说，难处还牵涉到私人问题。我提出的不只是问题，而且还是我自历史主题衍生出的假设性推论。如果我太过积极，无可避免会显得在强力推销不受青睐的商品。而且，现况也必须纳入考虑。索尔兹伯里先生不过捧了我一下，说他喜欢我的书。我因此应该利用他的同情心，对他说我被解聘，三年没有工作，缺钱困急，死命推销新的书稿？问题在于，如果我真的结识索尔兹伯里先生、厄卜代克先生或其他名人，我可能终究会说出这些事情，甚至提到我和同行前辈的分歧。

　　实际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我曾和其他名人接触。我和他们的接触不过是偶然的举动，提到他们甚至有侵犯他们隐私权的嫌疑，为什么我还要在此攀附名流呢？我的目的是记述真相的实情。我希望读者理解，我们面临严重的对谈困难。并非我生性好战，到处宣扬与生命中每个贵人之间的不和。有时我无法联络到我最想沟通的人。举例来说，约翰·厄卜代克在评我的书时指出，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已造成许多不受欢迎的后果。他就此下结论：“显然需要一点小小的魔力来调和一切。”但除非本书依原状出版，我永远无法说服他：他以犀利眼光注意到的问题的确非常迫切。

　　三年前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时，只想着要一吐怨气。出乎意料的是，替自己辩解的意志逐渐减弱，书写的有用价值逐渐浮现，甚至愈来愈强烈。例如，三年前我们不曾想过，对台湾军售案竟然成为重大议题。但目前一般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出售武器给台湾，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压力，让他们也加强采购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可以因此配合我们的政策，而且一旦建立亲密关系，还可以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终究会依我们的条件来解除核子军备。我多么希望这个手段可以贯彻执行，达到预计的目标。不难想像的是，我自己可以替交涉的有关方面提供服务，借此建立友谊和获得好处。但就我对中国的了解，我必须提出警告，如果卤莽实行此一政策，只会引来灾害。

　　就本质上来说，人民解放军的确是支庞大的国民兵，其装备也许需要一定程度的更新，但绝对不能到社会无法接纳的地步。我们甚至可以完全忽略意识形态的问题。姑且不谈士气，我们必须了解，现代军备是社会工具。透过指挥功能、私人化的管理、军务和补给，军中生活自有其独特的气氛。他们的技术需求迫使社会必须适应。不假思索就引入进口时，武装力量会变得像是外来的单位，和民间的支援并列，所造成的问题将多过所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当然很提防来自苏联的威胁，他们更有理由关心社会的空洞架构，转型时还必须整体进行。不久前，麦克·华莱士在《六十分钟》中提出代表中国立场的解释。历史学家可以提供更多深度的解释。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可以是一面明镜，让我们反省自己。中国体系过度强调法律和政府机构等公共部门。即使在晚近的阶段，即使人口众多，但强调民间部门才是解决之道，可以先从社群的财产权着手。美国的问题刚好相反。我们仍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他认为个人如果可以尽情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会找到“最有利社会的工作”，带来“社会的改进和教化”。但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是在1776年，和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同年。当时和今日的差异也就是极端简单和极端复杂间的差异，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必须三思。

　　两百年来美国有不错的表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太高，以至于不但我们的产品逐渐被排挤于全球市场之外，而且我们版本的自由也无法被全球的开发中国家所吸收，目前不正是重新检视国防政策的最佳时刻吗？我们当然很小心谨慎，不会自行片面解除军备。如果没有强力的国势，也不可能进行谈判。但在我们仍然派遣武装部队到全世界各角落之际，不也是重新定义捍卫目标的最好机会吗？

　　另一项较少被提到的因素是，相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简陋，我们的法律体系太过复杂。在亚当·斯密和独立宣言后的两百年，这个领域已拥挤不堪。经济的先进部门被鼓励不断进步，社会的分工也日益细密，因此源于18世纪的法律义务权利也跟着分化和分裂。目前技术的复杂程度已让人人吃不消。美国的一位前总统和一位最高法院院长都曾说，这套系统已经过度使用，变成死巷。

　　关于上一点，我自己勉强算是深受其害的见证人。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是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结果。（不过，已故教授琼安·罗宾逊可能要反对，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凯恩斯的曲解。）在省长尼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任内的财政赤字下，州立大学的教职员在十年内增加了四点七倍。权利义务的分化分裂造就法律的迷宫，包括泰勒法、公务人员法、削减预算条款、大学董事政策等等。我的教职被终止时，我不知道该向谁争论，在奥本尼的中央行政单位？地方上的分校？行政人员？历史系？职务终止是基于年资还是绩效纪录？开除是行政人员的决定？和劳工联盟有关吗？教职员私下的多数决？或只是FTE？我只能说，我不鼓励大家去深入研究这套系统。我的同行前辈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和他们的紧张关系也是起源于相同的陷阱。学术圈的架构如此，圈内人也必须勇于作战，以保障自己的特殊权益，不惜牺牲整体的权益。否则，我努力提倡对中国历史的综合史观，也不应该触怒如此多的人。我的努力来自于我的信念：中国历史的循环较长，超越美国大学目前采行的学科分工制度。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看似无害的概念会引发这些反应，我会采取略为不同的作法。

　　但在提出抗议和申诉后，我还不想宣称自己是输家，请求别人的同情。我还没重返中国，但我的书却在那里发行及流通。《读书》是北京的期刊，其影响力介于《图书馆期刊》和《出版人周刊》之间，虽然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仍然向读者推荐我写的书。我的编辑才刚告诉我，中国的《出版年鉴》将刊登讨论《万历十五年》的专文。此书的英文版既没有得奖，也不畅销，但却是历史书籍俱乐部和世界历史图书馆的选书，被一些大专院校当成教科书。法文版将于本月出版，德文版预定于明年初出书，日文版正由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翻译。本书出版后，国际笔会邀我成为会员，我欣然接受。

　　我不打算移民。美国现在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国家。我不需要多谈对美国的爱或感情联系，因为我毫无意愿离开。我享受美国的种种事物。我成为归化公民，心情坦荡，一点也不后悔。写这本书时虽然碰到困难，但大体仍相当悠闲自在。就自由表达自己和接触出版意见这两点而言，我恐怕找不到比美国更理想的地方。我目前领社会福利退休金和养老年金，来源不只出于美国蓝领和白领阶级的劳工，而且还必须感谢基金管理和各级公务员的尽心尽力。我们对彼此仍然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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