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4)

纽约，纽约(14)

　　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仍是中美关系的严重障碍。有时我很希望，中国人不要自称是主义的信徒。但我更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不要去中国推销自由与民主，如果不得不去，他们至少应该了解，他们的商品像电压不同的进口电器一样，需要加上变压器。事实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争议，以及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间的争议，都掩盖真正的利益冲突。我们从已出版的文字中可以发现，部分美国人希望中国打开市场，让外国商人能做选择性的购买，同时能倾销他们想出售的任何商品。这种期待并非头一回。先开放武器等国家经济中的最先进部门，是美国对开发中国家的惯例。但中国已经奋斗数十年，发展出足以抵抗基于这种条件的贸易。他们的目标在于减少前端的贸易，以提高本国经济的底线。这不只是政策而已，还会影响到体质，因此必须压制特殊部分的利益，以兼顾全体的利益。

　　我们有理由依中国人订立的条件和他们做生意吗？理由很多。

　　目前中国大环境的特色在于农业公社的成立，内陆和沿海城市有必要联系，各省间贸易扩大衍生出对法律和架构的预期。但目前的处境并非由中国人发明，也不是由西方顾问所设计，而是长期奋斗的结果。在这段期间，不论是内在或外在，人类的努力逐渐在地理和历史因素影响下定型。所有的可能方法都试尽后，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答案。只要集体拥有仍是明显特色，中国进行的计划就需要集体转型。但基本的发展技巧牵涉到信用的扩大、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整合，这些都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应该可以运用到中国。也就是说，就集体的意义而言，中国的经济可以和已开发国家长期互动。但由于中国经济的群众路线，其波动程度应小于西方国家的现行制度，每人平均消耗量较低，但会比较坚实，附带更多的人类价值。就未来的潜力和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成为21世纪的安定力量，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中国经济发展所引发的迫切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其廉价劳力？美国成衣和纺织业已感受到中国进口的压力。1983年7月，一名汽车业分析师在底特律宣称，到2000年，美国将没有独立的汽车制造商。根据他的说法，全世界将只剩下三家汽车公司，欧洲和中国各一家，另一家可能在南美洲。首先，我不相信中国在短期间内可以取得这种地位，因为这和目前的深度发展策略相矛盾。但另一方面，开发中国家的崛起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许多开发中国家已经发现，不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日本可以说是开启先例。目前日本不但挑战美国在汽车和计算机产业的领导地位，而且，据某些专家指出，还要迈向民航业大国的目标。

　　但日本在钢铁制造的优势逐渐输给韩国及台湾。这整套连锁发展虽然没有获得美国的赞助，但仍然受到美国的鼓励与提倡。潮流所趋，我们无法阻挡或逆转。就中国的例子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到中长期的互惠贸易。长期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持续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由于气候无法预测，中国主要城市都储存五年的存量。部分游客指出，当地食用的米有怪味。）将沿海探油权租给美国公司，和东方汽油公司合作生产煤，和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吉普车等，都展示目前的互惠和将来潜力开发的范围。我们还可以运用想像力，预想未来中国内陆完全开发后的景象。

　　至于部分国家工业化造成美国劳工失业，美国也许还要考量数项因素。财政赤字会持续推动国家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这个过度盛行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持久的价值，我们不禁要怀疑。另一个考量因素是自动化。高科技带来的混乱可能比外国进口品更为严重。无论如何，在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发生关键性的改变。我们只能希望，如果能妥善准备，对他们的冲击可望减轻。为达成此一目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动机改善和苏联的低荡关系，才有助解开心结，降低军事费用。我们毋需再辩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优缺点。在正常的情况下，国家就和健全的家庭财政一样，可以受惠于小额的商业贷款，而在经济扩张时，小额商业贷款会节节上扬，但经济仍然能健全发展。以上不过是常识，但我们面临的前景绝非正常情况，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重大问题交给下一代，应该给他们财政优势，或至少让他们享有处理问题的部分财政自由。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希望中美关系可以持续蓬勃发展。但如果在过程中要将中国当成一张“牌”，希望玩的是和平游戏，而非战争游戏。如果我们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和苏联开打核战争的可能，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可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什么好处。

　　在此时此刻无法改善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庞大的军事支出不但浪费，而且不过是欺骗自己。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曾说：“核武器无法达成任何军事目的，完全没有用——只不过可以用来吓阻敌人使用同样的武器。”事实上，即使是传统的武器，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是同样没有用。即使人类从来没发明核武，今日超级强权仍会以歼灭或严重瘫痪对手为战争目标，并且不遗余力去追求，但他们自己是否会满意，令人怀疑。两次世界大战都建立以下模式：战争行为透过动员和遣散确实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老旧的制度因而消失，诞生的新系统更有利于自然经济的运作，对大众媒体也更能有所回应。这些都使得穷兵黩武者的原始目标变得无关紧要。面对历史教训，保守分子没有好战的空间。进步人士的当务之急不是反战示威，而是找到执行他们计划的最好方式，同时避免自取灭亡的暴力发生。目前所有的重大议题都已变成全球议题。我们活在宇宙的螺旋中，我们的信念无法主宰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是否能继续生存，其实是信念的问题。

　　三年来格尔和我总共去纽约两次，都是参加美国书卷奖的年度颁奖典礼。在1982年和1983年，《万历十五年》都被提名为历史类的好书，第一次是精装版，第二次是平装版。我两次都没得奖，但我们有机会见识一些有趣的人物。我们听到评审之一的苏珊·布朗密勒（Susan Brownmiller）解说，她如何用消去法来挑选入围的书。她还对听众说，单单是1982年，在非小说的一般类别中，就有三本和中国有关的书被提名（得奖作品是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茱蒂丝·瑟尔曼（Judith Thurman）从约翰·浩斯曼（John Houseman）手中领取传记暨自传类的奖项和一千美元的支票，有趣的是，她在得奖感言中对他说，她是“靠老派的方式赚钱”。我还很高兴能和约翰·厄卜代克短暂交谈。

　　“我很欣赏你的淘气，厄卜代克先生，”我说，指的是他小说中一些煽动的段落。

　　“我，淘气？”他提出抗议，一脸无辜状：“你认为我很淘气？”

　　顺带一提，厄卜代克替《纽约客》写《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当期杂志出刊时，我非常讶异他竟然对我的书有兴趣。后来他透过书信联络告诉我，他从《纽约时报书评》中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此主动替《纽约客》写书评。我表达几点见解：我很惊讶他对当前国际关系保持如此正面的看法，居然如此关心，因为他的作品让我以为他很悲观。他很好心，不但写回信给我，而且同意我在此处引用他的话：“我当然是乐观分子，否则绝不可能写得如此悲观。”

　　在颁奖典礼中，我见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两次，第二次终于有机会问候他和他迷人的妻子。我想问他一个严肃问题：我研究中国时发现，由于缺乏商业组织的平行单位，官僚体系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行政算术”。俄罗斯历史上也出现类似的迹象。我研究全球的卫星地图时，注意到苏联部分地带比中国西北部更容易遭受大自然的处罚，旱灾一再发生。在苏联境内的多种民族中，回教徒占相当大的比例，其文化传承中带有无法磨灭的游牧民族印记。这些情况让我怀疑，苏联领土绵延千里，可能也要运用绝对而专断的意识形态，以包装其管理逻辑。我们从许多新闻特稿中得知，他们的侵略成性事实上反映某种防卫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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