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3)

纽约，纽约(13)

　　在进行上述书信往来时，我并没有得到赞助者的支持，甚至没有任何一所学术单位付我文具和邮资费用。然而，我却了解，如果继续进行这类沟通，万一运气不好，可能引发猜疑，危及我的朋友。因此我更急着让本书出版，可以借此澄清我身为独立观察家的地位，也可以确定我报道中的学术源头。这项澄清工作对台湾友人的意义，可能大于对中国大陆的友人。

　　1980年圣诞节是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六期一总队毕业四十周年，为此重新印行当年的通讯录。校友会成立，决议每三个月发行简讯，让大家知道同学和家人的消息。在原来的两千名毕业生中，中国大陆以外的共联络到三百三十位，其中有一位在日本，三位在美国。大多数留在台湾的同学都已退役，其中有许多晚近经商有成。在仍然服役的同学中，有几位已经爬到高位，包括二级上将郭汝霖，是“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我的一位要好同学汪奉曾也有不错的成就。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十年前的雷温乌兹堡，他也是参谋大学的学生。回到台湾后，奉曾官拜师长，驻守金门，部队每日面临重炮轰击，死伤惨重，经历长期的不确定感。他的若干英勇事迹仍可见于西方媒体的旧挡案中。最近我才得知，他以中将退役，转往非军方的政府单位任职。

　　但由于台湾坚守意识形态，我和在台朋友的关系紧张，程度更胜于与在大陆的友人之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和王将军已有数十年不曾联络。即使我与在台湾的表弟通信，也都只限于讨论家务事。我看到成都中央军校校友名单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四十年前的光景，在成都草堂附近，德国制钢盔底下是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和一对对好奇的双眼。好奇心驱使我想了解他们过得如何，无论是“民航局”的局长或副局长（刘德敏与左宗慧），或是在欣欣向荣的民间企业中当董事长或总经理。信件的往返勾起怀旧气氛，回忆当时担任国民党下级军官时所遭遇的辛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深。

　　自从我们在成都的岁月以来，国民党就不曾放弃行之已久的惯例，也就是将管理等同于完美理想状态的憧憬，仍然以哲学的手法来经营政府，造成外在的假象。由于国民党以传统价值的捍卫者自许，因此不可能放弃这种半宗教的外观。也就是说，今日的台湾“政府”仍然认为自己在担负神圣的使命。特定官方刊物仍然视中国大陆为“匪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被称为“伪政权”，官方采取的意识形态更难加以修正。这种坚持对历史学家造成的最大障碍是史学的“固定前端”，所有的研究和阐述都必须紧扣此一结论，或至少也不能抵触。

　　写到目前这一段时，我曾认真考虑，提到以前的同学有何好处，也许会让他们困扰、尴尬和不便。但经过多天的思考以后，我决定如实呈现。随着本书的推展，我愈来愈觉得，本书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连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造就今日的视野。但多年来我以历史学家为荣，背后的心理因素就在于我在成都中央军校当军校生，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的生活历练，而这些正是我和名册上其他三百二十九名同学所共享的资历。本书既然包含私密的个人特质，我不愿意在出版时假装自己无视于以前同袍的感受。

　　但另一方面，我痛恨将道德抽象概念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合法工具，如甘地、霍梅尼，甚至美国的若干共同价值，更不用说是主义和口号。我对传统梦幻治国的批评已见诸北京和上海，很希望台北也可以看到。我绝无意造成在台朋友的困扰、尴尬和不便，只希望自己的历史研究甚至可以提高他们坚忍牺牲的真正价值，让他们的事迹在下一代面前更形突显，据我了解，这也是仍在世同学所宣布的目标之一，他们将带子女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学会。

　　历史证实，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失利，并不在于其邪恶企图；在台湾岛上化危机为转机，也不能归功于梦幻般的美德。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是更决定性的因素。就本质来说，在滨海省份实施货币管理，要比在广土众民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台湾的捍卫者造就国民党的主张得以成功，在给予应有的肯定以外，其成就却必须触及下列几点事实：

　　即使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台湾的农业就和贸易相关，多余的稻米、樟脑、糖和茶叶都特别出口到日本。国民党接管后，这些农产品持续赚取外汇，有利台湾的资本化。和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一样，台湾的农作单位很小。但由于地理位置较为有利，普遍贫穷的程度不及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严重。国民党政府改善佃农生计的主要贡献在于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案，效法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每户人家只能拥有约七点五英亩的普通等级农地，超过上限的部分必须交出，由政府重新分配。政府保证给予的补偿约等于两年半的农作收益，几乎只具象征意义。补偿金的百分之三十是股票，来自政府从日本接收的企业，其余则是以稻米及甘薯支付的商品契约，期限为二十年，年息百分之四。就像麦克阿瑟监管下的日本，法案能够实施，不过是因为国家仍在军事占领的状态，疆域也够小巧，可以用现代化的商业技巧和数学加以管理。不过，国民党的改革者强迫富裕的地主进入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这个明智之举功不可没，不但纾解务农人口的压力，而且还开创提升经济的一般模式。

　　美国十多年的大额援助更增添经济成长的动力。大量资金涌入时，正值本土经济正要起飞的最佳时刻。经济发展策略更进一步展现独到的眼光。在美国的合作之下，外贸受到严格的控制。台湾更避开所有的资本密集计划和高级产业，数十年来专注于劳力密集的外销产业。国民党控制的这片土地就凭借这种方法，进攻战后先进国家经济扩张所创造出的广大市场。近年来，台湾才开始进入高科技产业，出口钢铁，和日本合作制造汽车。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明显的是，台湾善加整合大陆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才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滨海的地理位置有利贸易的促进，政治影响力也随着加深。当前的问题在于外来的竞争。高科技产业面临和日本的艰困竞争。依亚洲标准而言，台湾低阶的劳力也不再算是廉价，必须面临其他开发中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大陆。

　　我确定我在台湾的朋友会同意一件事：他们代表在这个沿海省份的年长一代，必须保持和大陆的兄弟与同辈间的感情联系。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中国人付出惨重代价，赢得1943年签订开罗和约，因而赋予他们在这个小岛上的合法地位，成功的故事就不可能上演。台湾的光复是胜利的果实之一，如何传递给后代，仍然有待观察。至于捍卫台湾和增进台湾福祉的人，他们的功劳不应被抹煞，他们和子孙的安全也不应被轻忽。但另一方面，发生在金门岛的炮战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足以收入史书。一个全世界政要都访问过的敌对政府，一个在联合国已有十多年历史的敌对政府，不应该被断然称为匪徒。这个议题当然可以交由积极参与的人士，但毕竟牵涉到亚洲的未来，甚至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

　　我深知，我对历史的评论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争议中。情况类似于：如果你明确反对一群人，不管对方人数有多少，你的地位还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却又针对某些要点反对每一个人，这时如果就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意见显得更加靠不住。我的大历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替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这些意见的学术源头。如果我的意见和外交有关，也只限于民间的层次。我的推论依据是基于已印行或可以出版的信息。我所提的建议因此归属一般论坛的领域。

　　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视野，就可以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进入最特殊的发展阶段。表面来看，只见到无尽的笨拙粗陋。但如果就基本架构来看，其组织已经健全，可以开始建设的工作。最鼓舞人的层面在于目前的问题都可以“被确认”，目前必须努力推及内陆的下层结构，但过程显得缓慢辛苦。这种工作不但毫无光彩，而且还需要拓荒者的牺牲与奉献。但是节奏一旦确立，也就是说，农业公社开始成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单位，内陆的运输能顺利运作，动能就会加快，而这种速度将使大城市的现代计划更风光。美国人当然可以伸出援手。例如，他们可以启发中国青年成为运动中无名的英雄，援引美国开疆拓土的历史为经验。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启发似乎导向相反方向，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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