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8)

纽约，纽约(8)

　　我也意识到，中国此时仍然担心食物自给自足的问题。普遍的配给制丝毫未见放松。物价和工资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城市中知识青年的失业率仍然节节上扬。生育管制仍是严重问题。情势不容我产生幻想：公社一旦成为半民营企业，内部的改变将加速进行；交通和其他问题会获得解决；内陆经济的多元化将成为事实；内陆贸易将带来空前的繁荣。我非常仰慕田伯伯，但我无意学他在武昌市的墙上进行大壁画。我只能说，我们处理中国的问题时，格局不能太小。范围有限的建议常常不可行，观点受限的批评常常无关紧要。中国上一次企图以分裂的国家来各自解决问题，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气候和地理因素让中国在过去形成完整的体制，今日即使想实施地方分权，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才能逐步实施。

　　中国历史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可以激发不同的想法。当你想到中国的大问题时，不能因为短期的阵痛就放弃治疗。治疗有时只是治疗，但一旦奏效，通常会发展成模式，再变成体制，最后开花结果，形成独特的文化。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中国时并不了解这一点。我是以流亡人士的身份学到历史教训，而且大多是在美国时学到的。

　　1949年初，我离开广东，取道英国殖民地香港前往日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我最后一次去台湾，是在1950年。最近美国和中国两地的朋友都问我：为何不回我的故乡看看？不久前，母校密西根大学的米格尔·欧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教授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不可置信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最难回答。

　　我当然可以用经济理由当借口。我被纽普兹资遣后，就还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以便将我的中国历史观形诸文字。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自从我们去京斯顿询问后又发现，子女如果在十八岁以下，母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津贴。因此除了我的五百美元以外，格尔和杰夫又可以领到四百五十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接近三百美元。这些费用让我们可以勉强维生，低空飞过最低生活水准。

　　我的版税收入可以用来缴税。有时我们还动用到格尔的储蓄。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一阵抽痛。我们可以设法偶尔到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到纽约市一趟，家庭预算就必须重新大幅更动。我每次订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情况最近又有新进展，未成年子女一旦年满十六岁，社会福利计划就会停止对母亲的补助。事实上，我打到这一页时，我们刚收到这项补助的最后一笔款项。因此，“赐予我们每日的面包”不再是祈祷文中的比喻式用法。与其计划去中国，我还不如担心杰夫的大学学费。

　　然而，如果要去中国，“费用已支付”的机会仍然存在，有些可以开放给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北京进行各种“交流”计划。一般原则是，国际机票由学者的母国提供，到达做客的国家后，所有相关支出都由对方负责。1979年，我申请参加明清历史学家访问中国代表团，但被拒绝。委员会宣称，代表团有大的学校，也有小的学校，有年长学者，也有年轻学者。实际上，十名代表清一色来自长春藤联盟和数家主要州立大学。所谓的小学校及年轻学者，是指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两名以前曾担任杜艾特·柏金斯先生的研究助理。后来余哈维也曾申请去中国研究工厂的成本控制，我还替他写推荐函，但也没通过。我写到这一段时，哈维正打算去中国，提供IBM 4300系列处理机的安装后指导，是被公司派去，执行销售合约的部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邀请海外专家，停留时间长短不一。在多数情况下，来宾或所属单位必须支付机票钱。但一旦到中国后，所有相关费用都由地主国负担。外交部有一笔巨额款项由外专（外国专家）局经管。无论是林业部门或语言研究所，接待单位只要向外专局提出来宾的名字，设立账户后，旅馆住宿、餐厅账单、交通开销等，全都可以签名报销。通常会有口译人员跟着外宾。来宾的任务主要是发表演讲。配偶（通常是妻子）则受邀参加非正式的聚会，讨论社会习俗和文化事宜。来宾很少领到现金，但同行子女也可以享受免费旅行的优待。任务结束后，还会安排两三星期的观光行程。

　　数年前，有个自称耶鲁教授的仁兄充分利用地主国的殷勤招待，整个暑假都待在北戴河，中方发现此一恶行后，才稍加管制松散无度的计划。（让我气恼的是，最近上海和香港各有一家杂志误认我也是耶鲁教授，在这种情形下我丝毫没有被恭维的感觉。）我的一名学生也利用这种特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我的书在中国备受好评，应该可以用一般程序获得邀请函。事实上，哈维建议让我的出版社或文化机构来安排。

　　我是出于道德顾虑才不够积极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家妹住在中国，彼此已经三十五年没见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和先生被派到河南当工厂工人。1973年，我在英国时，我们终于又继续已中断十年的鱼雁往返。但几个月后，她的先生在医院做健康检查时，被诊断出得了喉癌。她在绝望之中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请李约瑟博士动用他的影响力，延后她一家人从北京调到桂林的时间，因为首都的医疗设备比广西好太多。我知道院长无力干涉，因此甚至绝口不提这件事。妹妹一家人还是调走了。两年后我的妹婿死于新职。后来妹妹又问我是否可以安排外甥出国留学，我又再度说没办法。他们明白我的困境，原谅了我，但我仍然觉得愧疚。然而，如果说我在道德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见他们，我还可以见朋友和其他亲戚。

　　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苦恼：虽然他们住在大都会区，但他们的子女却在偏远省份的农场或工厂里工作。这种流放无关政治，而是牵涉到食物配给、工作机会和房屋等后勤作业。琼安·辛顿曾提到，她的儿子通过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有资格正式迁徙，但他在配额还没移转前就启程回家，给她添了数星期的麻烦。这个例子显示，我们所习惯的自由和机动，并不适用于中国。其他来源也证实此一情况。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申请双方互调，会自动获准，但很难找到适婚年龄的男女愿意从北京或上海调到农场去，尽管有时会有财务补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如果无法帮助或安慰别人，至少可以表达同情与理解。

　　但我对历史的研究却让我深信，在这样的情势下，并非任意缩减自由来达到邪恶的目的，而是因为生产增加，但服务能力却赶不上。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有时我会以这种语气写信给外甥或堂兄弟，举我年轻时的努力为范例。但我必须加强建设自己，才能传递这些讯息。我内心也知道，个体间存有差异，我们的例子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不愿用自以为是的语调说教，更不想成为弃中国于不顾的外宾。更重要的是，我只能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来作证，而不是以受雇人民委员的身份。

　　我想，也许我应该培养敏锐的视野，向美国听众揭露我的中国历史观。到目前为止，我确实往这个方向努力，结果毁誉参半，而且都很极端。

　　在1975年之前，我曾八次申请历史研究的计划经费，核准六次。之后我又申请七次，但没有一次通过。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资金缩减，而且我年事渐长，竞争力下降。但另一个原因是出在我的大历史观点。申请案都必须送交专家审查。身为专家的他们倾向将历史切块切片来处理，因而认定真理来自于精细，老旧陈腐的形式胜过实用价值。尤其是在史学方面，就算威尼斯海边林木被砍伐殆尽造成海权衰微，但也不会有人问你这个论点有何意义。只要汇集林地的资料，充分证明作者的方法有条有理，就可以赢得立即的肯定。如果申请人偏离惯例，引用的年代大于评审的专长范围，例如将中国的数个朝代一并讨论，就会减少被采纳的希望。我认为中国历史一脉相传，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由于信息自由法的通过，我可以看到评审拒绝申请案的部分报告，其内容肯定我的猜测。事实上，我曾担任申请案的评审，对审核的标准并不陌生。

　　但一旦大历史的观念盘据我的脑海，我就无法摆脱它。事实上，我从来不曾发明这个观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在成都中央军校踢正步时，企图达到完美境界。毛泽东时代对“机械化农业”的着迷也透露出类似的渴望，都导致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国民党十四师在云南遭遇后勤的困境，显示在中国内陆县政府以下的体制真空。这个问题上承明代，可以解释毛泽东时代的困扰，也就是服务的发展无法支持经济扩展。没有商业贸易，就没有商业法。过去没有商业程序，现在就缺乏官僚的引导。我们必须体察到，这一切都是长期的过程，文化导向的社会企图转型成现代国家，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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