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9)

纽约，纽约(9)

　　现代中国也持续这个过程，蒋介石虚构上层结构，毛泽东创造下层结构，目前需要填补其间的体系联系，“从发夹到鞋带”，必须一应俱全。我曾检视这个概念，将现代中国史的底线往前推移四百年，写出《万历十五年》，又在二十四史中寻求证明。我从来不曾打算以学习历史的心态住在英国、美国、日本或印度，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相比较，但我却仍然获得这个机会，和当地人时相往来，还参观历史景点。现在我不可能摆脱这个较大的参考架构，而且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摆脱。

　　此外，就我目前的历史观而言，我并不欣赏将中国历史切块切片，却没有事先预想到如何还原成整体。如果只考虑具体的事物，可能会忽略当代人制造假象的过程；如果只考虑到他们的观念和幻想，就可能忽略物质的背景，而后者才是逻辑所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尝试以纯西方的观点进行分析时，都会预期中国历史不可能超越西方经验的范畴。但即使从我对伊朗和印度的简短论述中，也可以看出这种预期不切实际。

　　这种史观成为我和同行和谐共事的最大障碍。德克·博德替我的处境难过，十分关切我们家的生计，尽全力来帮我。但在徒劳无功后，他就劝我移民。他来信说：“你在此地的前景恐怕一点也不看好。”

　　有一次他试着要我去参与一项研究计划，将中国的所有法律名词全翻成英文。这种编订手册的计划以前曾经试过，但成效不彰。传统的律法基本上是刑法，根据触法者与受害人的亲戚关系来施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受害人不一定是原告。必须能够预先理解中国乡村中的一百零一件琐事，才能体会其运作情况，否则法规本身只会显得太粗糙简单，内涵又太难以名状，不可捉摸。我希望自己对计划宣称的目的不要如此悲观。但朋友的父亲是湖南一个县城的地方官，我在童年就看过传统的判案方式，因此不可能对这项集体计划太热衷。数名学者将花数年时间从事中翻英的工作，逐字逐句进行，而且还会用注释补充相关的周边细节。这就好像将算盘的所有拨算方式输入计算机，然后再靠计算机来操作算盘。

　　我和德克一起去哈佛，接受一群年轻学者的面试。我实在不该如此做。我只不过建议他们，应该放宽标准，也许依类别翻译一些案例，这样就已经得罪审查小组的部分成员，两名学者对我投以极轻蔑的眼光。他们对技术的精确讲究到极点。我希望德克和他负责审查小组的朋友可以原谅我提这件事。对我来说，现在的学术离最迫切的议题太远，有一天甚至会被事件所超越。如果我不是有亲身体验，也许就不会强调这一点。我的体验一方面来自信息错误的大学生，一方面则来自受到压迫的亲朋好友。

　　不可置信的是，我自己找工作没有下文，但却有工作自动送上门来，有一次还提到薪水的详细数字，但这次又是将中文古籍翻成英文，又是为了我无法认可的目标。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又遭遇一次尴尬的处境。狄百瑞博士过去曾多次帮我的忙。他曾替我写推荐信，特别是帮我申请到古根汉的研究经费。我们的结识始于1965年，他邀我写论文收入他的研讨会合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我的倪元璐专文杂乱无章，他花了数天时间去编辑和润色。参与他的明代思潮座谈会对我是一项殊荣，让我对明代的新儒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万历十五年》中的李贽一章，可以说受惠于他的许多研究心得。在我所知道的汉学家中，泰德（即狄百瑞）无疑具备最充沛的精力。听说他住在塔本齐桥（Tappanzee Bridge），但每天早上七点就出现在办公室。在经历60年代的学生暴动后，他担任哥伦比亚的学术副校长和教务长，显然证明他优秀的领导特质，能以崭新的精力让大学重新上轨道。他的现职是约翰·米契尔·梅森（John Mitchell Mason）讲座的教授，可说是名正实归。

　　在我们认识的这些年间，我觉得他有时亲切，有时粗鲁。他可以从京都寄来一封热诚的信，有时还从纽约的家中打电话给我。但有一次我去哥伦比亚，只因为没有事先约定，他就拒绝我进他办公室问一个小问题。他坚持完成工作的理由很是充分。他坚守岗位，无法容忍混乱，这两点都毫无质疑的空间。但我想，他不时突然展现的刻薄不见得全出于无心。举例来说，1976年，在多伦多庆祝《明代名人传》的出版时，他提醒三百位来宾，一开始提出这项计划时，由费正清博士进行评估计划，但评估报告却说，计划不可行。他翻陈年旧账，却没有明白指控，让坐在前排的费正清毫无心理准备。泰德对替他工作的人不薄，但也牢牢掌握他们。他虽然对友人客气，却没有人可以刺穿他的铠甲。别人常在背后说他是“强势的人”。

　　但是，狄百瑞的性格却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的主要大学，学术管理人员就和企业主管一样，必须外表谦和但内心强悍，才能够生存。他们的竞争不只表现在实务工作上，也形诸于个人的强烈企图心。影响力是靠努力争取而来的，必须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赢得权威的地位。在社会容许范围内，先发制人最为重要。这种灵活手腕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军校所学。

　　对泰德来说，他有不得不强悍的原因。他承担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的领导者角色时，整个领域进入最竞争的阶段。他的学校位于大城的市中心，因此在郊区兴起而市区没落时特别身受其害。学校是由私人赞助，局势更为不利。耶鲁、普林斯顿、宾大、密西根及加大的中国研究全都保持特殊的“哈佛关系”，因为教职员中不乏哈佛的杰出校友。但是哥伦比亚和狄百瑞却势力单薄。他们必须进行激烈竞争，争取研究经费、替毕业生出版论文、替毕业生找出路。这些全都构成吸引未来学生的相关因素，因此主事者势必机灵大胆。财务是竞争的最主要项目，奖学金也是。出版也很重要，学生的论文能尽速付印，就有机会找到较好的工作。这些因素环环相扣，某一处成功，其他方面也会很顺利。相反的，忽略某个地方，就可能全盘皆输。

　　我听到泰德在普林斯顿受到批评，说他主持一些研讨会，又写书又编书，指导的博士论文全都和新儒学有关。我当时回应，哥伦比亚的情况不会比其他地方糟，因为狭隘冷僻的论文题目已成为共同趋势，学生捍卫老师立场的风气事实上是起源于哈佛。狄百瑞虽然将研究专注在中国文明的一个层面，但他至少来回推移他的时间点。我的评论一点都不圆滑。就中国研究来说，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的对立相当激烈，因为双方的焦点都放在人文研究，但又必须在日益缩水的学术市场上并肩竞争。我既然无法在类似场合保持缄默，很快就不受普林斯顿的欢迎。但我当时却没有想像到，我在哥伦比亚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1981年年初，狄百瑞邀请我。他计划组织一个研究传统中国“治国之道”的研讨会，预期美东会有一些学者有兴趣参加，经费由ACLS赞助。和他通完电话后，我于2月6日傍晚抵达他那里。约有三十名学者为此计划聚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些来自其他校园，甚至有两位来自印第安那波里。在晚餐的餐会上，泰德热烈欢迎我。人人都自己付账，只有我的账单由他负责。然而开始讨论时，我却很快发现到，不论是资深或资浅，同行和我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直到今日，我仍然要说，本书的大部分材料源于这次的研讨会，我很愿意开诚布公。我的同行和我在无数的议题上意见相左。但如果我们要以20世纪末的观点来审视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我认为必须视之为文化过程，才造成过去的中国有别于全世界其他国家。除此之外，我认为别无他法。一般主题会诱导我们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否可以弥补，或是如魏复古博士所预测的，差距会持续扩大。我针对此一主题已研究多年，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美国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但美国人民对历史仍然很无知。霍梅尼是疯子。甘地是好人等等。在此同时，学者发现，威尼斯丧失在地中海的霸权，原因是在亚得里亚海岸砍伐太多树林。研究中国公社的学者甚至不愿多看看普利茅茨殖民区，连枷都在展示之列。评论亚洲诸国的学者也不肯稍微思考一下，美国在1862年通过公地放领法，造成东西方的大差距，起先在生活条件的差异后来延伸至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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