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7)

纽约，纽约(7)

　　在帝制时代，中国培养出无数的小自耕农，让他们成为农地的拥有者，但资本累积到超越这个水准时，政府又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对农民也没有提供农业信用，农民只好彼此借贷。如果有人可以了解上述史实，就可以清楚明白中国当代史。例如，读到史景迁《天安门》中许多令人不安的故事时，就可以少一些情绪激动，因为事先就知道，中国的革命分子如果从都会—自由化路线着手，就不可能成功，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可以解释整体而言的国民党运动，并且说明反对者为何失败，甚至还指出部分反毛人士失败的原因。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中间阶层虚弱的现象积重难返，即使伟大的舵手也得俯首称臣。

　　且让我再借用先前的类比加以解释：假设男孩遇到女孩，陷入情网。假设某些误会让两人从此分离。数十年后重新回顾此一事件时，必须置于祸福逆转的情境来探讨。历史学家的技艺所在，就是站在类似的有利时点来进行整体的重新评估。新的视野会让我们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过去。

　　1949年后的近十年间，毛的成就十分惊人，似乎已从一片混沌中打造出秩序，即使在经济的领域也有明显的进步。西方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农业土地的合理化使用可以提高生产力；资源的统合使农民得以进行许多空前的尝试。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三套不同的经济体系：一是工业化的东北，成为日本帝国的卫星；二是通商港埠的现代经济，但主要是配合西方，而非配合中国的内陆；三是内陆的农业地带，落后前两者达数百年。在毛的时代，三种体系才开始听命于同一主人。从苏联来的经济援助和低利率贷款虽然为数不多，但都能用在最重要的地区，因此常常能达成实验计划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经济起点很低，受到战争蹂躏地区的情况更是恶化。重建其实相当容易。这些有利的因素全都凑在一起，创造出有所突破的印象。

　　问题在于，一旦攀登到高原后，动力再也无法持续。后来，中共和苏联产生龃龉，走向国际孤立。意识形态的动力取代技术协调，造成大规模的断层。党内开始分裂，起初是温和派和激进派对立，后来则是激进派内讧。这些都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但还有一些尚未被挖掘的秘密。

　　记者和评论家并没有提醒读者注意一项背景因素：之所以会发生争吵和断层，原因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看不到太多的前导指针。产生困境的唯一原因是发现新大陆，但社会组织准备仍嫌不足，无法容纳新的突破。我们说中国的都会—自由化成分很弱时，指的不只是中产阶级相当稀少，而是更强调商业法尚未上路，背后的法律概念更是付之阙如。现在让我们看看西方的发展：在发展西方形态的物质文明时，信用的延展、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聚集等基本技巧都是无可取代的。基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艺术，财务资源借而累积到空前的高度，达到最大的利用限度，而分工也变得复杂周密，以致个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到极限。

　　乍看之下，这些运作背后的信用具备法律上的约束效力，但似乎可以用开明的大我精神加以取代。然而，如果只有信念，运作的规模势必极有限，企业的分化程度也势必缩小范围。原因很简单：意识形态并没有数学的固定值，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为了让人人都成为无私的个体，必须让上亿人依西点军校般的荣誉法则行事。但在达成任何成效前，推行此一法则的成本就已不堪负荷。也因此，无论中国实施儒家学说或毛泽东主义，无论是在1966年或1587年，结果全都相同。不但私人动机可以伪装成公众利益，而且有时公共利益本身都难以确定。

　　数年前毛泽东仍在世时，“农业机械化”在中国是件大事。所谓的“手扶拖拉机”深受青睐。事实上，这种机器的大小相当于美国的电动除草机，公社每购买一台就要花费约一千三百美元。这种机器的动力还不够强，在稻田中操作不易，而且很难清洗和维修。但为达成此一计划，或说是为满足此一意识形态，工厂仍然生产，而农业单位既然是其“俘虏市场”，也被迫购买。这种弊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财产权和主要生产者完全分开。只有在毛去世以后，这个陋习才被废除。

　　不久前，我们听说，鞍山钢铁厂提议划归国营事业，同时缴税给国家和辽宁省。我们从提议书中才知道，这个旗下拥有数十家铸造厂和工厂的工业集团，过去被冶金工业部要求提高钢产量，被财政部视为税收来源，被省级和市级政府要求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支援政府的建设计划。这样的“公众利益”都可能成为各方的争夺焦点，而且还不是在最受争议的地区。

　　“文化大革命”将意识形态和经济事务混为一谈，更开启强人争夺领导权，而且还达成一个目的：它彻底证明，只靠口号来管理十亿人口的国家，根本是不够的。运动对“资本家剥削”的害怕到达极点，反对分工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想让每个人都成为农民和工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不学习甘地的榜样，每个人都自己编织腰布，自己挤羊奶？

　　但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中国革命只有负面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新闻报道可知，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顺差约五十亿美元。再加上先前累积的顺差，现有的外汇存底应该接近百亿美元之谱（长期外债不计算在内）。对一个开发中国家而言，这真是一项突出的成就。相较于国民党以前的预算，单是数字就已显示数十年来的组织力量，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无法再走回头路。

　　中国无路可退。虽然此时无法强调私人的财产权，但却可以强调团体的财产权，而且也应该强调。农业公社可以被视为企业单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只能说，这是往前迈一大步，而不是倒退。改革可能填补体系上的空缺，因为世界史上并无详尽的前例可供依循。也因为这个原因，改革似乎可以符合中国长期追求复苏的独特模式，在过程中预示更具开创性的未来。

　　在我写作的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朝此方向前进。公社有更多的自主权；政策鼓励生产副产品；内部管理的众多形式纷纷加以测试；主要生产者享有更多决策权；地方市场经过整顿组织。这些单位成为半私有企业的道路当然仍很漫长，但到目前为止，地方分权的倾向已经明显而持续。从1981年开始，国务院已经容许设立小商店，以填补公营部门的服务漏洞。如何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保险网络，已成为许多严肃对谈的重点。经济特区的设置已成为事实。

　　外国投资可以进入特定区域。公营事业已逐渐改变，经营阶层必须负责企业的盈亏。工资平等逐渐让位给依功劳叙薪。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无法承认自利是公共事务的要素之一，我无法想像这个运动如何推广和持续。为达成法律的合理性和数字上的管理，这个体系必须取决于团体（包括公社在内）财产权的明确界定。这些似乎是相当逻辑的步骤，迈向中国革命后的重新调适阶段。

　　对立概念之间——如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的平衡，并非在短期间内可以企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民主体制都是始于各种形式的二元化经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西方两党制度，也是起源于两相矛盾中。代表大我的“阳”和代表私人利益的“阴”能够同时并存，在中国绝非新鲜事。在过去，由于官僚管理的粗糙，前者才扩展成徒有其表，后者则局限于持有小农地这种无可争辩的合法限制。我在《万历十五年》已再三重复此一要点。中国当前的任务不在用文字创造完美理想的境界，而是让“阴”“阳”踏实协调，位于合理的范围内。历史已多次证明，这种做法绝对可行。

　　以前的中国人曾迫于形势，融和儒家和法家，也曾融和本身的文化传统和佛家教义。如果举一个近例，英国17世纪末的经验特别能激励我。我已经说过，衡平法和习惯法的合并，是从对立的思潮中创造出一个法律上可行的秩序，透过司法判决来达成。无可避免的是，为追求目前的趋势——事实上是某种工团主义结合联邦的部分要素——中国人一定会发现，在经济单位之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都会产生利益冲突。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正好可以将新的司法制度付诸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是一套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前例，而不是将中央集体官僚管理加以合理化的法规，虽然后者可能具有统一而整齐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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