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3)

纽约，纽约(3)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在于替伊朗国王辩护。如上所述，在我的大历史概念中，中国历史的底线必须往前挪动四百年。在处理东方遇到西方的主题时，也有必要对西方文明和美国历史进行深度讨论。这个题材过于庞大，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让事件获得适当的定位。而且我也急着建立观察的重点。在这个情况下，巴列维可以符合我澄清前景的目的。到1980年为止，他的故事提供充分的线索，让我可以完成本书的最后一章。但在我总结一切前，先谈谈其他要点。

　　我从来不曾去过伊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在印度待了一年多。1943年10月24日，身为翻译官的我随着中国军队在新德里游行，从比哈尔到新德里后再回来，火车的车程约四十小时。到了德里（译按：原文如此），我们受到印度军官热诚的招待。经过演习和仪式后，我们的英军主人带我们去参观红堡。多年后，那段旅程仍记忆犹新，在龚坡尔站（Cawnpore Junction）灯光暗淡的火车站，置身于万花筒般的缤纷颜色中，慵懒怠惰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小贩叫卖食物的声音竟然忧郁至此！相反地，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则是吻合《天方夜谭》童话风格的城市，在树木的掩映之下，白色或奶油色的圆顶和尖塔指向天际。

　　整体的景观只能从远处欣赏。我们的火车在这个城市停靠三次，每一次都让人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我曾经三次前往位于东方的加尔各答。中国驻印军从蓝伽拔营，准备进行第二次的缅甸之役时，我自愿开车载运武器到前线。我们的护送部队花了四天的时间，才通过蜿蜒的恒河下游，到达阿萨密的茶园区。即使是在蓝伽营区，我也常常在傍晚骑单车在邻近的村落进进出出，严格来说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我可以宣称，在情况允可下，我尽可能四处观光。后来在纽普兹的亚洲文明课堂上，讨论到初级的印度文化和历史时，我并不觉得自己从未接触过这个题材。

　　然而，印度总是容易形容，却难以归纳。“对比的国度”，我只能诉诸这个观光主题。在靠近蓝溪空军基地，在我经常走过的地区内，通常可以闻到牛粪混合薄荷的清香。从农地回家的农妇头顶篮子，所哼唱的曲调完全融入薄暮的气氛中。我如何说明这样的景致呢？印度乡间之美或许还有待发现。在格雅（Gaya），我看到据说是释迦牟尼悟道所在地的菩提树。但就在不远处，街道肮脏，下水道没有加盖，光脚的小孩到处乱跑，也许正说明深奥的智慧诞生于普遍的无知之中。但结构如此松散的参考架构并无法增进我们的了解，只会导致误解。

　　身为华裔的我，比别人更容易误解印度。表面上，中印两国有许多共通点。两国都长久维持独特而孤立的文明，最近几百年来都面临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问题，都抵抗外来的侵略成为崭新的国家，但却都还没确定在今日世界中的地位。虽然“印中友好同盟”（Hindi-Chini Bhai-Bhai）中透露出善意，但喜马拉雅山的边界却充斥着敌意和相互猜忌。我曾经扪心自问：如果我对彼此的了解毫无贡献，我曾扭曲形象，让一切显得更糟吗？我读霍蒲·库克（Hope Cooke）的自传，读到1964年尼赫鲁葬礼的那一段时十分感动。前锡金的王后描述，当她与丈夫抵达现场时，群众误认她丈夫是周恩来，立刻即席唱出“印中拜拜”。但就在不久前，中印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印军被打败，反中国的情绪仍十分高昂。库克女士所见证的是，在人民的层次，友善的感觉总会克服短期的敌意。人们不应该去破坏这种人类间的真诚善意。

　　但整体而言，印度和中国并不了解彼此。早期的历史接触和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除外，在现代史上，两国的文化交流非常有限。我自己发现，如果我和印度同事基于共同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接触，比较容易成为朋友，但如果基于各自的族裔文化就比较难。就历史上来看，印度缺乏政治上的统一，通常把包括村落经济在内的各种问题诉诸宗教。习于官僚管理的中国人则习惯把公共利益哲学化。把实际转成抽象的习惯是两国共通的特性，但由于相信的意愿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运作，所以容易看到别国的荒谬，看不到自己的可笑。彼此的误解和扭曲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发展成不同的方向。两国都仍然在寻找建国的实际公式，都无法扬弃意识形态，尽管许多印度领袖极力将新的共和国建设成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服膺意识形态却可能导致将行动等同无法讨论的道德完美，因此将特定的努力转成普遍的真理。

　　最近格尔和我去观赏获得奥斯卡奖的《甘地》。我相信艾登堡和金斯利表现出色，因为圣雄甘地的一生的确很难用影像来呈现。尤其是对我来说，电影中聚集的群众让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我摩肩接踵的真实人群。我看到蒸汽火车头时，几乎可以闻到上油的金属零件所发出的蒸汽味。从房子的屋瓦到浸泡在池塘中的水牛，整个景观既熟悉又写实。但这部影片仍让我有所不安。

　　《纽约客》的影评指出，这部电影的前半部非常成功，吸引大家对甘地产生兴趣，但后半部却不协调。在我看来，错不在电影，而在主旨本身：甘地身为革命家的角色很容易理解，但身为神秘派人物的他，生命中却染上模糊笼统的色彩。这无法以传统的逻辑加以解释。暗杀者的自白也有类似的谜样色彩。在高瑟（Godse）被判绞刑前，他说他个人对甘地并无私怨，向甘地发射子弹前还对他敬礼，的确尊敬而祝福他。这种不协调无疑构成教师的最大困难，因为我们必须对美国大学生简述印度文明的全部历史。

　　甘地是伟人，但绝非因此而更容易了解。他的信念是satyagraha，也就是灵魂的力量。换种不敬的说法，我可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战术。在美国，我们会说，如果你打不赢一大群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加入他们。甘地的战术一开始就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打不赢，不要加入他们。但他的温和抵抗并不是自限于被动的不采取行动，抵抗必须转成挑衅的抗争。此外，satyagraha还意味着，外在世界虽然有种种残暴及不公，但全都可以靠人的内在力量和道德纪律加以克服。可是，不管有无精神上的升华，这个信念仍然强调成功。你仍然必须获胜。

　　甘地认为，印度的独立运动必须和国内的社会正义息息相关。他努力推动改善贱民的地位，同时把古老形式的印度村落生活理想化。他认为不应该有阶级歧视，但仍然主张阶级之间应该分工。他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对自己的子女又很疏远。他觉得有时自己的理性应该超越圣典的训示，但又不曾放弃印度教的圣典，而且呼吁人人都保持出生时的信仰。身为领袖的他赢得亿万人民的心，他的教诲强调共存。但他坚守绝对真理，排除以妥协作为解决歧见的工具，甚至在同一派人士中也不例外。他和贱民领袖安贝克（B.R.Ambedkar）意见不同时，他就绝食到濒临死亡边缘，最后才解除后者的武装。

　　埃塞俄比亚人必须以武力对抗墨索里尼，无法诉诸非暴力的手段，让甘地深感惋惜，但印度独立后不久，他就核准派兵前往喀什米尔，尽管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社群的暴动。这次的行动仍然显示，有时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甘地不信任现代医药。他也不用机器，认为机器会降低人格。他的手摇纺织机和腰布象征人们崇尚简朴，热爱工作，彻底独立于现代特色的科技分工之外。但他推展运动所以能够有效，几乎都要靠现代大众媒体创造和散播知名度。如果没有现代科技，这些媒体就绝不可能存在，他的杂志《神的子民》（Harijan）也包括在内。现代科技的首要前提则是复杂的分工体系。

　　全世界没有人能否认甘地的伟大。他向世界展示，人类的精神可以有多崇高。他降低自己而提高同胞的尊严。他以乐观自愿的心态来承受苦难和处罚，提振胆小丧志的人的勇气。他已经发现人类性格中的正面情操，一旦释放出来，领袖不只善用在高位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走到街头，围着腰布，光着脚，以接近最低层的大众。他希望能启发领导这些人，但绝不发号施令。然而，他的生平行谊和特定的宗教特色密不可分，我虽然敬畏有加，却不可能崇拜。

　　如果我们将革命家甘地和神秘派的圣雄加以区隔，故事顿时鲜明清晰。甘地的策略包括引入宗教的力量，用以抵挡在科技上胜过印度一大截的人类机器。英国能使印度俯首称臣的主因之一是经济组织。直到今日，许多印度村落仍然实施“农业阶级制度”（jajmani），全国有同质的文化，经济上却像单细胞一样。村民的分工牵涉到许多种类的农民阶级。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婚姻就限于同一种姓之间，职业沿袭自上一代。陶工的儿子仍然是陶工，洗衣工的儿子也是洗衣工，如此才能延续洗衣工的种姓。在每个村落中，农业阶级形成类似员工的工会团体，他们是主要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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