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2)

纽约，纽约(2)

　　在20世纪末的我们，书写时无法避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我依照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的先例，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把它当成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在我和李约瑟博士联合署名的文章中，我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但这些要素并非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含意和强制的倾向。资本主义不能只由个人来推行，资本家必须包括雇主、雇员、事业伙伴、银行家、供货商、客户、会计师、销售人员、公关人员和律师。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这些概念和惯例截然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基本性格和惯例，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很少不经过相当程度的暴力而被接受。

　　在这些特例中，我们以位于小岛上的威尼斯为例，这个城市透过和平的手法而有资格成为资本主义的先驱。距离不远但处于内陆的佛罗伦萨，也尝试在公共事务中进行货币管理，却引爆激烈的冲突。在17世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荷兰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抵抗西班牙的宗教大审判。无论是资本或技术劳工，都被代表欧洲主要土地势力的王室赶到北海边缘的尼德兰。我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是英国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但必要的前提却是光荣革命结束内战。美国依资本主义的路线建国，如上所述，幸亏没有遭遇农业部门有组织的抵抗，因为美国有许多未开拓的土地，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是南方邦联发起的大抗争。

　　资本主义容易盛行在有绵延海岸线的小国，而不是处于内陆的大国；比较容易滋长于没有中央集权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不是中央集权文化丰富的国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虽然和欧洲势力接触达三百多年，但直到近来韩国兴起之前，没有一个亚洲大陆型国家具备明确的资本主义风貌。

　　一个国家转变成资本主义，对个人有何影响？我认为自身的经验已相当接近。我要求纽普兹的学生想像，如果同样的冲击发生在他们身上，改变可能是“从头到脚”，也就是说，必要的重新调适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商业人脉、人生观、甚至所使用的词汇。所需要的不只是决心，还需要协调，绝非像部分经济学家所说的，只要甩掉古老习惯，接受新选择即可，尤其在一个人口密集、深受安土重迁文化影响的国家。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我已经说过自己是深受其益。但我必须修正的是，我们在美国所享受的自由是“合理”的特权。也就是说，社会所应用的科技相当先进，分工愈来愈细密，人人都有职业和移动的选择，我们才可能享受到这种自由。所谓的合理，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断扩充延伸，将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划分得更清楚，以符合新局势，在新的富裕水准之下，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致太离谱。一切都在成长和演化中，时点和协调十分重要。大多数的开发中国家都无法达成这样的节奏，这也是战争和叛乱连连的主因之一。

　　我无法说资本主义主导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只能说政府的运作依赖资本家的技巧。美国政府专注于货币管理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这种策略需要国家经济最先进的部门能不断进步。如果形成不平衡的情况，获利的动机将诱发第二及第三层阶层自动补位，让后续发展更有深度。至于仍然落后的部门，政府会提供津贴、协助及补偿。但和许多组织能力还不够好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常常显得冷酷无情。这些国家认为美国释出最会攻城略地的商人，利用这些不设防的国家，丝毫不考虑可能引起的混乱或其后必须进行的弥补。

　　伊朗国王统治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开发中国家。他掌握着石油带来的收益，以为可以达成上层的现代化，同时完成下层的社会改革。他主导土地改革，提倡女权，实施义务教育。问题在于太短的时间内涌入太多的钱。国家欠缺通达下层结构的体系，无法达成必要的协调整合。伊斯兰教律是为了统一中亚贫瘠地区的民族，以军事化的简朴风格生活。所有人相亲相爱，人人都必须过着洁身自爱的生活。崇敬安拉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目的。所有的信徒都必须慷慨施舍。诈欺、偷窃及通奸不仅是私人的罪行，也是公众的罪行。但这些道德教条却无法提供复杂组织架构所需的基础。正统的伊斯兰教即使倾向神权统治，即使强调圣战和殉教，也无法脱离农牧的历史经验。我曾经浏览这个主题的文献，现代的阐释果然相互矛盾，混淆不堪，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伊斯兰教就像儒家教义一样，将国家视为文化导向的存在，而非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单位。

　　大多数的文化教令集中在家庭和村落的层次，社群以上的司法因此得以简要明快。犯小错却蒙受残忍不人道的惩罚，毫不宽待地执行性禁忌，这些我们都听得太多。我们已经假定，提起这些事未免太落伍，但霍梅尼重新在伊朗复兴这些教义，因而更加确定下列事实：大众层次的社会习俗并不曾远离农牧时代的过去。偏离社会习俗无法被宽容，容忍的错误范围从来不曾太大。虽然一再提到伊斯兰世界的“重商传统”，但宗教对商人的认可，无非是依据传统承认商人对社会的服务，从不曾鼓励他们相信，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可以超越传统道德，更不用说将同样的原则施展到大众层次。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条件都不利建设流动而多元化的社会。观察家指出，伊朗的有钱家庭通常会购买土地，投资股票，而不愿把资产投入长期的商业投资。有利分工细密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农业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实施现代化。

　　因此，无论伊朗国王在上层推展任何新方案，后续发展根本不见踪影。最后，整个现代化的计划似乎创造出一个外来的物体，针对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而不是本国。就像是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却又缺乏后者的精髓。石油换来的美元无法妥善利用在建国大业时，就会花在军备上，和奢华的消费没有两样。伊朗国王的失败不只是财富没有充分流通，也不只是他常为人诟病的管理失当。霍梅尼发动革命时，吸引相当人数的都市中上阶级，然而在理论上，这些人在经济上持续受惠于国王的改革。被罢黜的国王向来对军队青睐有加，但武装部队并没有支持他。要测量他的失败有多严重，就要观察头重脚轻的快速现代化产生多少疏离感。无数的伊朗人觉得，社会被切成两半，他们再也无法安宁度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才会显得像是邪恶势力的恶魔。国内的奋斗转成国外的圣战时，美国企业的商业优势显得更无法原谅。

　　我认为，巴列维的悲剧不是“错误”所能交待。如果说是错误，我们等于是将所有的利益冲突，时点的阻塞，以及地理、文化和历史因素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归咎于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这样的错误的确存在，通常是由于不幸的领导人过度使用秘密警察。但伊朗国王统治三十九年，理应被视为历史人物看待。他面临制度的陷阱。他只拥有独裁的权力，我们不可能不切实际，以为他会将王位的宝座换成“新波斯的第一公民”这个头衔，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不可能放弃他所拥有的唯一工具。一旦采取这个立场，他发现讨好西方强权既合时宜，又有必要。穆撒德（Mussadegh）必须被驱逐出境。

　　石油资产国家化的速度减缓，签署巴格达协议，进一步开放西方的投资等等，都是一连串相关的措施。只要他经手的收入庞大而集中，他就可以再投资于大型的重点工程，美国的技术支援自然不可或缺。他不能去注意小的企业单位，因为制度规章及联系不足，无法使运作顺利。也许他可以多注意地方上的慈善活动，而不是像批评家指称的，让教师（mallah）去接触草根势力。但是，这批评也要小心处理。在伊朗国王统治下，官僚制度的运作原则完全不同于什叶派时期。他已经进展到解放妇女、消除文盲及重新分配土地。总之，伊朗国王的不幸在于他必须从古老的权力基础上推行19世纪的改革，同时要面临20世纪的问题。他计划的长期利益还无法实现，但他的恶行却是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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