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2)

新港，康涅狄格(2)

　　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CLS）批准我随李约瑟研究的经费时，我知道莱特是委员之一，于是从英国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得到热诚的回信。我的税制专书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他甚至建议，我把草稿寄给他，因为美隆基金会已经可以拨经费给大学出版社，资助像我这类著作的出版，因此我可以有其他选择。后来问题解决了，并没有劳驾他的协助（否则会破坏我对费正清博士的保证），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好意。我申请古根汉研究经费写书（就是后来的《万历十五年》）时，还请他推荐，后来我也领到这笔经费。我欠亚瑟·莱特很多，他没有理由狙击或暗算我，没有必要。

　　但我如何解释他铲平了我的一项重要计划呢？这项计划赢得一位出色编辑和知名出版社的肯定，所牵涉的不只是我的作家身份，还有我的教师身份。我多次重读莱特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删掉所有传统观点的段落，只留下挑战既成观念的主张，书名可以改成《中国历史：九十五点主张》（Chinese History: Ninety-five Theses），以“模仿马丁·路德”。这比我在哈佛的经验还要糟，因为当时我只不过被要求写出删掉量化研究后的财政史。但亚瑟·莱特应该更有见识才对！《中国并不神秘》的目标，在于说明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一贯逻辑。如果删除年代先后或社会环境，整个结构就会崩垮，整体感消失，甚至他自己在提出上述建议后也紧接着问：“似乎不太可能？”

　　但他指出，仍然有改进的方法。“我希望我们能朝这方向努力，也许秋季时可以面对面讨论。”

　　我们在1975年9月的耶鲁之行是一次悲惨经验。我不应该带格尔和杰夫一起去。我原先以为，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出外玩玩，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那天碰巧下雨。我和莱特教授约在研究生厅见面，接近约定时刻时，我把家人留在城西达比街（Derby Avenue）的一家汽车旅馆中。整排平房中的房间都很潮湿，从床单到枕头到床垫似乎全都是湿的。我把车开走后，格尔和杰夫坐困愁城，一边是汉堡店，另一边是福斯车辆经销店，停满省油的Rabbit车款，车价就贴在橱窗上。会谈失败后的不满，我们待在城里那半天的情绪因而更低落。

　　“强纳森很想见你，”亚瑟·莱特以随和的态度欢迎我：“可是他必须去纽约。”他说的是史景迁，我们只在电话上联络过。我的主人让我完全放松自在，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话题时，他的态度顽固依旧。在他先前的信函中，似乎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勉强可能，但现在这扇门完全关闭。“你不会想出版那个，”他的口气从命令转换成要我自愿同意。他接着说：“你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并不神秘》不再具备醒目出众的主张，不再是中国历史领域的新马丁·路德。这次它无法出版的原因是低于水准之下。

　　“书稿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总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例如，他即将出版的隋朝专书只涵盖四十年。我对他说，我想出的书性质并不相同。即使我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研究，别人也会。我甚至大言不惭地告诉他，我至少还长期接触过主要研究资料，由我来做，总好过那些不曾进行原创研究的人。我提出这个意见时，立刻发现说了等于没说。亚瑟·莱特是位很有深度的学者。他不必我来告诉他，无论长时期或短时期，无论是四百年或四十年，都可以整理出概论来。他是个勤奋不懈的读者，知道中国历史领域中无数作者的优缺点。他随手就可以举出三四位，他对他们的评价和我自己的评价不相上下。

　　“莱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

　　这个问题碰触我们彼此的敏感区，无论称为民族优越感也罢，称为文化主义也罢。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道心理鸿沟，就像政客和煽动家一样。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个骄傲的中国佬。如果你生在爱荷华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费力就自然而然以为西方文化比异族优越。但事实上，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我的问题反映出，自己急于澄清自己对族群效忠的类型及强度。我当然绝不可能否认效忠族群，但只希望能在无害而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亚瑟·莱特没有直接回答我。不过，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提出一个精确的评估。“没有像何那么糟，”他说。何就是何炳棣，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威斯佛·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讲座的历史教授，他强调中国民族骄傲的立场已招惹批评，其中一部分还出现在学术期刊中。我非常感激莱特教授以坦白来回应我的卤莽。他不必给我一个如此精确的回答。他也不需要花时间如此注意我的问题。我感激他极力包容我。但就《中国并不神秘》而言，讨论已告终结，毫无妥协余地。我必须同意，是我自己不想出版。因此，也不必再对文稿有额外的建议。先前的决定不变，没有争辩或谈判的空间。

　　事实上，这一切不算太意外。莱特早已表达他的“强烈否定”立场，即使他想更改判决，也会自陷于尴尬的处境。即使他说：“对不起，我弄错了，毕竟黄的草稿好极了，你们应该出版”，出版社是否会持续进行出书计划也很可疑。的确非常值得怀疑。我还记得K编辑在信中指出，除了莱特教授外，还有另外一位审稿人。这位审稿人说，我处理的问题太大，我的权威还不够分量，只怕会引来攻击。既然攻击者“不一定全然公正无私”如果他和K先生不谨慎，恐怕人人都会遭殃。在出发前往耶鲁前我已警告格尔，文稿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极低。

　　在1975年那个下雨天，我觉得悲愤交加。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而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长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而已！

　　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活活打死和活埋的残忍。我不曾否认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贪污是失败的结果，不是原因。在讨论19世纪时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职中国总税务司时，我指着坐在前排的学生：“如果这个位置提供给我们，而且人选缩小到只有你们和我，我宁愿你们去做。你们之中不管是谁——丹尼尔、苏珊或史提夫——都会做得比我好。为什么？到19世纪末，你们已经有不带人治色彩的数百年管理经验。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中国清清白白从头开始。但是如果是我来做，我一定会考虑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问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社会下至村落阶层的运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当上总税务司，是因为靠亲戚帮忙。如果你们强迫我切掉这些关系，我不但无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这样清楚了吗？”显然不是很热衷于提倡中国的民族骄傲。

　　我的研究手法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我将中国现代史的底线再往前推数百年，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讨论时事时，会牵涉到社会关系和思想史，这就是我说的大历史。其好处在于一百年来的弊端、恐怖及悲剧都可以解释成巨大转变的后果，是历史主宰的剧烈翻覆，打破太多关系，释放出太多无法控制的力量。只要我的目的是提供空间，以分析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重新调适，我就不会极力缩小西方的力量和影响，毕竟我已经归化成美国人，会站在积极支持西方的立场。我对一般读者大众讲解上述的简单概念时，不需要出版许可。他们的知识水准只要不低于我教的大学生，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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