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3)

新港，康涅狄格(3)

　　我从耶鲁大学回来时，又累又沮丧，回到汽车旅馆，发现格尔的情绪一样低落。她没有兴趣重游新港。雨已经停了，但天气仍然阴霾沉郁，这时室内的湿度已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晚餐后我们就打道回府。宁可在晚上开车一百英里，至少可以在家里歇息，好过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做，只会觉得更无助。

　　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提到，那天我和莱特教授的会面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很久。他带我去教职员俱乐部享用一顿悠闲的午餐，餐后我们又回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中国并不神秘》并不是我们的唯一话题。事实上，显然再谈下去也于事无补，于是就此结束这个主题，改谈其他，交换共同感兴趣的消息。在我道别前，他同意增加对李约瑟博士计划的拨款，我同意拜读他的《隋朝》草稿，并提出建议。之后我们定期通信。

　　不到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8月3日，我再度拜访他，这次是去他位于康涅狄格州吉尔佛（Gilford）的家。这次会面同样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同样也包括一顿悠闲的午餐。8月下旬，莱特太太，也就是玛雅·汪科维琪·威尔许（Marya Wankowicz Welch）女士，打电话通知我，她丈夫已死于心脏病。她说：“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她提到的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八天后他就去世了。我告诉她，这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彼此有好感。但我常抱怨，亚瑟·莱特并没有公平处理我想出的书，因为他不曾完全说服我或出版商，封杀这项计划的原因何在。我如何解释其中的不一致呢？难道是我说谎吗？还是他说谎？还是我们彼此欺骗？

　　在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中，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以善于筹募推动研究款项而闻名。费正清、史景迁、崔瑞德教授在《亚洲研究期刊》登出的讣闻中形容他是“古典学家兼企业家”。对反商的中国传统派人士来说，这样的说法谈不上是赞美。必须先概略知道我们这一行，才能更了解这句话。

　　精确来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这整个领域可以算是萌芽的产业，真正的转折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夜之间，原本一个冷门程度仅次于圣地和埃及学的领域，受重视的程度突然媲美化学和物理。在主要大学的研究所课程中，开始增添和中国相关的各式各样课程。二、三流大学和社区大学部也增加了中国研究课程。这股热潮加重协调的困难，同时也提供创造帝国的绝佳机会。莱特教授既是个一流的协调者，而且也是积极进取的帝国建造者。

　　中国研究既然是个新兴产业，自然需要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研究资金贡献最大的首推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赞助的规模比后来小得多。协调学术权益的主要机构是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战后的合纵联盟变得更复杂，但经费来源仍出奇的少。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本身开始提供资金给一些大学，作为中国语言及相关研究之用。民间最大的资金赞助来源是福特基金会，赞助金额超过其他机构的总和。其他赞助机构包括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美隆基金会及亨利·鲁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透过不同的管道将资金拨给受益对象，有些直接拨到大学，有些则是流到ACLS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等主办许多计划的单位。大专院校的图书馆设备和教职员出版品质等学术水准及声誉，自然是决定赞助顺序的考量依据。结果形成某种循环，营养愈丰富的学校，愈有机会享用大餐。

　　这样的背景当然引发受益学校的激烈竞争。但很少人注意到，对我们整体也形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身在快速成长的领域，必须展现水准和生产力，以证明仓促投资的金额有价值。这绝非资金从国库中满溢而出，会计只要快速付款证明其效率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亚瑟·莱特贡献重大，他把自己当成学术圈和赞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他出身富裕家族，和波特兰的百货公司业关系深厚，具备先天的优势。熟知莱特的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对我说：“我也不确定，但如果他不是百万富翁，也差不多接近了。”莱特熟悉基金会的管理人士，加上他无疑也具备相同的企业家精神，让他能洽谈出无数的经费，拨给研究中国的计划。他对《明代名人传》的贡献，富路德博士铭记于心。他一再组织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讨论会，十年内举办了数场，都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参与人受邀发表论文，讨论一个共同主题下的较小议题。

　　团体讨论后，主席（常由他自己担任）会把论文集结成书。在大力倡导下，具备历史深度的中国文明研究显现进步的迹象。莱特成就斐然，成为极有效率的资金募集者。此外，他还能吸引金额较小的私人捐款。他掌理耶鲁大学的中国研究计划后，从福特基金会获得的赞助事实上只占整体金额的一小部分，一起获得赞助的学校还包括哈佛、密西根、哥伦比亚、加州大学、康乃尔和斯丹福等等。耶鲁中国研究计划的财政来源大半来自对等的基金会，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筹募的匿名捐款人。

　　亚瑟·莱特具备积极的组织能力，和主要大学的顶尖中国学者维持联系，而且形成非正式的讨论会。他们的策略是出席研讨会及经费来源的委员会，并密切注意评论媒体。这样的手段无可避免会招致批评。我自己就曾听到“学术寡头垄断”的指控。但很少批评家愿意停下来想想，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形成共识，无法形成团体的凝聚力，会有什么后果？尤其和欧洲历史学家与美国历史学家相比，我们简直是侏儒。再想想，慈善单位捐款的初衷不过是基于一个专注的问题：“中国忽然构成军事威胁，恐吓自由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局势，但后果可能更糟。

　　研究当然需要钱。有人说学者不能用金钱收买，我可能是这一行最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人。我们需要金钱来购买余暇，进行课外的研究，同时要养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设法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我之所以可以累积中国的知识，有能力充实像样的藏书，可以到美国各地及国外旅行，全都是因为美国大众突然对中国事务产生兴趣。我感激为我写推荐函申请研究经费的人，我也感激贡献时间组织管理这些计划的人。

　　在亚瑟·莱特这个小团体背后抱怨的人通常以为，凭他们在中国领域的成就，应该受到这个小团体的礼遇。这种想法可能没错，但也可能错了。这个主张的基本弱点在于，根本没有这种特权存在。莱特他们不过是一些积极进取的教授自由形成的集合体，他们适时兴起，回应大众的需求。甚至还可以说，由于缺乏对公众的服务和进取精神，这些反对人士只会嚼舌根，不满的情绪满天飞，却缺乏行动力。我曾把我的著作和初稿的抽印本寄给这些人，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看。我也把同样的内容寄给亚瑟·莱特，他不但每一页都读，而且总是用各种方法将评语告诉我。我把我和李约瑟合写的第一篇文章寄给他，他影印后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讨论。

　　至于莱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时被形容成批判或负面。专治思想史的他，特别驳斥中国人不理性的这种“神话”。在白乐日（Eitenne Balazs）的影响之下，他对中国的官僚管理没有几句好话。这两种观点我也赞成，只是略加修正而已。本书甚至出现类似的主张。整体来说，中国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阶段，人人心胸开阔，为群体设想，但到运作阶段常转变成背叛。以乌托邦式的冲劲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动力无法持续时，常常转化成规模吓人的管理失当。可是，在下结论前，国家架构的壮观规模、所牵涉到的恢宏气派、许多人成全大我的坚忍和自愿牺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绝望，这些层面即使没有精神上的诉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唤。因此，无论是否出生于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常怀有暧昧矛盾的态度，喜欢或厌恶必须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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