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3)

剑桥，英国(3)

　　辛顿描写共产党时，夹杂党派的热切，但他风格不失坦白幽默。他不遗余力，描述被派去当运动尖兵的农民领袖贪得无厌，心胸褊狭。他也不隐藏某些党工冷血无情，总是高唱官方路线，带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语调，一举一动有无数的教条当后盾，但实际上立场却摇摆不定。但全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投入这个大熔炉时，所进行的自我探索。他们和村落里拥有土地的剥削者同一阶级，眼看着这些人被清算，但在他们参与的同一运动中，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在别的省被清算，甚至火烧皮肤，被强迫说出隐藏的资产，更不用说有无数人被活活打死，或是被迫自杀。书中有一个年轻人因此发疯，其他人则彻夜难眠。

　　这些年轻人为何让自己身陷其境，需要简短说明一番：就学理上来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但问题没这么简单。传统社会是文化导向，现代国家却一定要由经济学词汇来主导。两者之间毫无关连，无法有过渡期。

　　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做什么呢？严格来说，他们的任务必须为非历史性，必须超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他们都是务实的革命分子，一定会从现有的材料和工具着手，不可能从想像和幻梦出发。在中国，有一群蠢蠢欲动的年轻男女，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对国民党和美国产生幻灭，忧心祖国在世人眼中的悲惨地位，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改变这一切。中国还有许多只能成群管理的不识字农民，可以诱之以小利，但必须除去初期的胆怯心理。这些状况造就了激进思想。

　　当你想移开厚重难以撼动的物体时，你需要杠杆。当科学家进行实验时，他们会控制环境，将触媒加入试管中，尝试加速、减缓或逆转所观察的自然过程。革命分子迎接最大胆的挑战，将他们的生命投入形形色色的社会实验试管，为什么不能动用人为的方式呢？

　　激进思想并非神秘古怪、不可捉摸之物，它提供革命分子所需的杠杆和化学触媒，就从历史书写开始。在40年代，一些激进历史学家大胆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其中以侯外庐、范文澜和翦伯赞最为有名。起初他们的意见分歧，后来逐渐形成共识，将整个帝制时期到鸦片战争归为封建时期。不过，其间有一例外。在明代末期，曾出现类似“萌芽的资本主义”。这个本土的资本主义不曾茁壮，更不曾开花结果，原因是封建势力反扑和外国势力干涉的双重阻碍。真正的转折点是鸦片战争，将中国导入“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他们的企图很明显，打算把中国历史的动态循环转变成马克思的直线进展。根据他们的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历阶梯式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后到社会主义。但新史观如何和共产党策略结合（包括辛顿书中提到的土地改革计划），当时还没有这么清楚。

　　读者要记住，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前，中国之再生必须系于农村改造的态势已逐渐明显，虽然在国民党这一方的我们仍然拒绝接受其必然性。回顾过去，土地问题已经变得盘根错节，严重到必须诉诸最后手段，也就是全面禁止私人拥有土地，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引发全面的大整肃。但对共产党而言，要推动如此剧烈的改变，必须先激起农民渴求土地的胃口，革命初期才可以动员活跃的多数。阶级斗争就是杠杆。同时必须启发爱国心切的年轻人，让他们担起运动的领袖角色。历史直线进展这个意识形态的胶囊就是化学触媒。他们会运用意志力去相信，只要奋力一击，中国就可以赶上西方，中产阶级的阶段发展可以完全略过。中国在四百年前早已尝试过萌芽期的资本主义，此时不需要再从零开始。

　　以革命主张的标准而言，这套主张相当有效。所有的国内敌人都可以被称为封建余毒。为了避免革命受到外国的干涉——可能来自于人道关怀、对国际法的不同解释或是真正的利益冲突——历史学家把所有的可能全放在一起，全视之为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侵略，既邪恶又多管闲事。辛顿曾任教的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写了一本教科书，指出美国是最明显的殖民主义强权，原因不在其实际的行为，而在于具备庞大的侵略潜力。如此已截然划分战线。虽然《翻身》中宣称的危险和风险可营造紧张的气氛，但本书也可被视为在隔离病房中进行外科手术。

　　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旦成为纯粹的内政问题，阶级斗争的主题就更具正当性。以前是普遍贫穷，现在可以强调贫富不均。村落内种种商业行为——已进行了千百年的交易行为——全都可以说是“封建剥削”，毫无辩论的余地。大多数在抗日期间加入共产党阵营的年轻人，例如王适方（即本书前面提到的“王上校”），并不清楚革命主张将带领他们走向何处。内战爆发第一阵枪响时，他们可以重新经历老共产党员二十年前的生活，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是肮脏的事，革命分子必须用手去掌握严酷的现实。

　　我持续和李约瑟博士保持通信。1970年，第一个“警戒日期”来临时，他寄来一封信：“请牢牢记住我们的约定，你将来此地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同年2月，我收到一本他的最新著作《大滴定》，这时我已相当清楚院长的史观。他称唯心派的史学家为“主观论者”，唯物派的史学家为“现象论者”。他认为自己大半时间是现象论者，但常提醒自己不要轻信任何思想学派。别人曾建议他，不要把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失败原型”，而应认真考虑阴阳五行等理论是否可以构成独立系统。他对我透露，他会听取建议，但只能到一定程度。

　　我完全同意院长的意见。在我们这个年代，知识必须受限于容器和商标。无论去哪里，我们都必须标明自己是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是主观论者或现象论者，是进步或保守，是人文或社会学家。就像在法院里作证的证人一样，答案只能为是或不是。整套的观念本身就是学术界不成熟的表现，显示在完全评估主题的内容前就已预做归类。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研究英国内战文献时曾批评：“假设不断繁殖，超越对事实的研究。”他不知道，在中国这一领域，我们往往必须受限于事先预设的模型，方法论和学理比知识的内容更重要。

　　李约瑟也研究过英国内战。在《大滴定》中他引述剑桥史学家贺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这位“主观论者”的意见，说英国在17世纪的冲突是典型的“矛盾——僵局”，而后形成综合。不过这种辩证的公式无关马克思。当时的大熔炉包括商人的中产阶级、次要的乡村士绅、贵族阶级、英国国教教会人士、掘地派等提倡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子，以及信仰清教徒的共和派。这些团体都提出特定的观念和主张，有助于最后的和解。巧合的是，李约瑟写这篇文章是在1944年。篇名的注解指出，他写这篇文章时，滇缅公路上发生山崩，让他困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当时我离他不会太远，我在雷多公路上，同样受阻于大雨、泥泞及日军十八师团和五十六师团的残余部队。

　　但更让我们确定信念相同的是威廉·辛顿的《翻身》，显示我们可以直探历史本质，忽略外表的标签。这本书是由书评月刊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辛顿不完全算是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分子，虽然他替中国共产党说话，但在处理事实的细节时，他不曾扭曲事件，也没有选择性地掩盖部分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因此我可以很心安地以他的书为教材，虽然他是站在左派阵营内部的观点写作，而我一度是国民党的军官，在特定议题上有时必须在学生前反驳他的论点。他的书显然不是邪不胜正的简单故事，而许多左派文学却常掉入这种陷阱。本书也不像浅薄的亲国民党故事，只是不断重申共产党是靠狡诈诡计赢得政权，虽然这话不无可信之处，但长期来说却站不住脚。

　　“翻身”可以指好运降临时运不济的人，使他脱离贫穷和恶名。“翻身”也可以指正义终获伸张。总体来说，它可以贴切描述被革命所成功解放的人民，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口语来表达。

　　抗战胜利后不久，翻身的过程发生在长弓的弱势人民身上，但当时还没有清楚的体认。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忽然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在这群出身贫农阶级的当地年轻人中，最活跃的是个二十岁的文盲青年，辛顿称之为“公安”。区干事兼村主席甚至没有名字，大家叫他“黄狗郭”。一名副主席当了一辈子的雇工，据知染有梅毒。另外一名副主席偶尔当当土匪。这一群人的书记曾经在日本的药店工作。他们无疑是“社会渣滓”，可能打破所有纪录，成为长弓历来最不受人尊敬的村民代表，但却符合毛泽东群众运动的精神与性格。1927年，毛泽东就体认到他的运动是“痞子的运动”。为了使其后的革命能大胆贯彻、无可妥协，“由贫农领导绝对必要”。我们甚至可以想见，传统的名望和旧社会秩序息息相关，正是革命分子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利用“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作为运动先锋的逻辑，正是革命的深度及广度所在。正面及负面不只逆转，群众的公分母还必须来自文化水准最差的人，否则多数决就不可能真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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