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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英国(4)


  然而,虽然看似随性,共产党部署人员时却经过深思熟虑。所有的举动都已事先算计过,其标准策略屡试不爽,应用于当地的时点也拿捏得当。从共产党掌权到1945年年底为止,长弓的革命委员会(此刻自称为村政府)就忙着“扫除叛徒运动”,目的在于巩固农民领导的权威,动员村民进行即将到临的阶级斗争。他们挑选一些汉奸接受公开审问,其中有的就被当场处决。

  1946年新年,长弓展开“算账”运动,鼓励房客、佃农债务人、雇工等人揭发曾经剥削他们的人。“双方以前都同意”不能被当成借口,平反冤屈没有时间表。为扩大参与层面,男男女女都被告知,除非他们和被指控对象算清旧账,否则无法获得“优点”,就无法瓜分被没收的财产。起初暴力行为只限于活跃分子,但后来胆子放大的村民开始自行执法。至少六个村民被活活打死,或是伤势过重致死。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被赶出家门,不准带任何食物,因而饿死。这时运动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参与者已经无法回头。如果暴动无可避免被压制,国民党一定借法治之名进行报复。

  “算账”运动结束时,村落中四分之一的可耕地和半数的房屋被没收。清算地主和富农后没收了谷物、牲畜、农地用具、贵重物品和家具。这些都归为“奋斗成果”,重新分配给报复心重的农民。劳力和资本空前结合,创造村落的暂时繁荣,提振穷人的士气。随后共产党在长弓村设置支部,约三十名农民加入,其中七名是女性。在1946年年中,透过压力和劝说,这个支部征召二十名自愿者加入共产党的军队,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自愿从军者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二。

  又过了一年半,之间党只透过地方单位施展间接而匿名的控制,命令秘密下达地方。虽然地方核心干部成员可能升官或转往其他单位,但基本上仍保存粗犷农民的本土色彩。共产党的首要目标仍是打赢内战。需要扩大动员规模时,村落发起“打倒落水狗”的运动,“所有已被斗倒的人的其他家人都要接受公众审问”。这时的口号是“勇敢做每件事”及遵行“贫农路线”。

  乍看之下,上述一切的确都很诡异。村民被煽动报复只比他们稍微幸运的对象,被煽动对抗实行数百年的社会制度,却不明白自己在共产党拟定的剧本中扮演何种角色。但整个过程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

  毛泽东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他有能力打破沟通障碍,他能劝诱城市青年执行乡村改革计划,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和文盲群众对谈。他的讯息通过无线电发报机传达到中国各地,再透过口耳相传进一步传播,形成20世纪聪明机巧对抗16世纪组织的最佳实例。他的触角延伸到小村落时,被孤立的少数绝对没有机会赢。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动员计划,迅速以中国西北来对抗东南。在旱灾饥馑频仍的地区,比较容易提供他所需的赤民统治和士兵的素材。

  数十年后,历史学家可能必须深刻考量他的洞察力。在中国革命的情绪冲击背后,有其智识基础及经济现实。虽然也许过于夸张,但中国内陆土地剥削到锱铢必较的地步,的确类似某种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灾害时,邻居和亲戚彼此反目,输家及其子女只有灭亡一途。即使当年我在上海放松自己时,也从杂志上了解不少悲惨的处境。如果这样还不够,我到美国后对费孝通教授的论调也很熟悉,他说,如果可耕地的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田劳工之间做选择,只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还有马丁·杨博士对位于中国东岸的农村故乡提出建议,他预测,为更合理运用农业用地而进行改造,即使是采取私有制,都无法不诉诸暴力而达成。面临如此的处境,我们也许终于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观点,他们采取的是最后手段。现有文明正在解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正应用社会契约的理论,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为彻底清除过去的影响,每个人都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

  这个方法虽然有其正面意义,但在辛顿著作的前面章节却不如后面章节明显。可惜的是,无数读者着迷于这本不平凡的著作,通常能轻易看完前面两百页。当革命以感情层次呈现时,点燃的愤怒和同情自然会让读者一路读下去。但随着故事开展,读者就会感到吃力。我曾和一些声称已看过这本书的人谈话,如果有人只看完一半,我也不会吃惊,他们可能将因此错过作者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于1972年8月抵达剑桥时,时机再理想不过了。我的税制专论文稿已经完成,一年前送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我热切期待能看到书的出版过程。在美国,物价和薪资仍然在管制中,相对于采取浮动汇率的英镑而言,美元比较强势。每次英镑再贬值一些,我们的购买力也就稍微提升一些,正如格尔所说:“我们此处省下一毛,那里挣着五分。”同年稍早,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盛大国宴的款待,人民解放军的乐队在旁演奏美国民谣。中国终于开放了!尼克松在签署上海公报后凯旋回到美国,一般预期他会连任总统。李约瑟是中国长期友人,中国科学院又邀他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次访问。

  当我们计划到剑桥与他合作一年时,我担心找不到愿意提供财务支援的机构。因此,我以措辞略微不同的两份申请书分别送到华盛顿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将申请金额降到最低,我自动删除在英国的额外花费,只申请相当于我薪水的金额。在申请书中,我又说,我和家人的来回机票是由李约瑟博士计划的研究基金来支付,但事实上是他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胆怯毫无必要,两个机构都全数批准我的申请。最后我必须通知国家科学基金,将重复的部分删除。

  但我们到达英国时,李约瑟博士夫妇和他的长期合作人鲁桂珍博士正在中国,进行一个月访问行程的最后阶段。同时,我们在桑葚空地的租屋在8月的银行休假日(和美国9月的劳动节一样,都是在第一个星期一)前还没空租给我们。如果我们这十天都住在附早餐的民宿,就会非常奇怪,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事可做。我从《剑桥晚报》的分类广告中,找到一个位于凯辛兰海滩(Kessingland Beach)的营区内拖车,每周八英镑。这笔租金非常划算,我们只需交钱领钥匙即可,拖车主人还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那辆车。拖车空空荡荡,但还有瓦斯,附带设备及餐具,勉强可以准备简单的餐点。

  至于交通,包括从剑桥出发这一段,我们购买周票券,得以在东安格里亚无限次搭乘火车。我们就这样在迷你假期内到处观光。

  这时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气候。如果总是碰到雨,我们的假期将一片凄惨。由于时序已是8月下旬,营区拖车内的人并不多。我们谁也不认识,只带了一些随身物品。阵雨的确无法预测,真是典型的英国天气。幸运的是,在整个星期中,雨势不大,时间又短,我们还没真正担心时,雨就停了,我记不起有任何半天的游兴因此受阻。我们游览许多海滩、港口和地方上的小镇,在窄轨铁路的火车厢中临时起意,根据地图和旅游指南变更行程。

  有好几天的清晨,格尔和杰夫还在睡梦中时,担心天气的我就已外出散步,观察天气。整片地方空无一人,营区的商店还没开放营业。兔子听到我的脚步声,在沾满晨露的草地上快速奔跑。云层通常显得阴暗沉重。但在东方远处的海平线上,云朵带着粉橘色的边,这就是希望之光,清晨的承诺。连续数天,黑云总会被吹走。天空清朗后,又是干爽舒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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