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10)

安亚堡，密西根(10)

　　他去了一个小时，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立刻登机，花不到数分钟。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将军才对我透露，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吓得魂飞魄散。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虽然现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朱辞职后按理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

　　在东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换成平民护照。我陪朱将军去见威廉·席巴德（William Sebald），他是麦克阿瑟外交部门的主管，身兼大使职务，和朱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国发展，和家人团聚。以他的语言能力、在美国的人脉和毕生经历，他在美国无疑更能施展得开，不像在日本束手无策。但对方没有正式拒绝发给他签证。席巴德不要他的护照或正式申请书，只表示必须由国务院决定。他送朱将军搭电梯时说：“朱将军，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么年轻。”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东京，其他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Lungan）贸易公司，请朱将军当总裁，他同意了。他或合伙人都没有资金，打算从零开始，从事进出口业务。如果他们早几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但当时占领军已经逐渐放松管制，日本国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办理进出口事宜。新手只凭脑力和辛劳在最最竞争的领域上碰运气，既无财力支援，又没有内线管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龙根又挣扎了数年后，最后终于歇业。

　　朱世明从此郁郁寡欢。他对美国的爱不亚于对中国，但两边的官吏都同样被他的直言快语所激怒，让他无处可去。朝鲜战争开打后，他对麦克阿瑟的态度甚至也变得模棱两可。他不曾再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但他知道，只要麦克阿瑟继续当日本的太上皇，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他的栖身之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当天，朱将军忽然生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鸠山一郎显然要取代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让他再度陷入焦虑的深渊。在战后初期待在盟军驻日代表团时，他反对鸠山一郎担任高官的资格，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的好战立场。但幸好日本比他想象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

　　我到美国时，朱将军还到羽田机场送行。后来我忙着求生存，逐渐和他失去联系。听说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设法申请到观光签证，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儿子Samuel C. 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最近我们通信，证实上述说法。Samuel还告诉我，将军在日本的共济会兄弟，替他们这位从前的首脑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

　　在安亚堡，我曾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约谈过一次。我在日本时，曾替龙根公司工作了数星期。到美国后，我替他们出了几趟差，不拿酬劳。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公司曾和中国大陆做了笔小生意，可能是透过香港，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洗刷我反美活动的罪名。

　　我还有一个心结待解。接替朱世明当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是何世礼将军，也就是前来调查他的人。他命我继续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环境为止。因此，有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还列在外交官的名单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变更身份，在日本登记成半永久居民。这种不一致困扰了我一阵子。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幸运的是，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来美国，我请他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记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为何不写小说？”

　　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是罗伯特·浩伊（Robert Fulton Haugh），他是英语副教授，当时也教创作课程。我告诉他，我曾经历的许多事不失为写作的好题材，但太过复杂，很难处理，他于是建议我写小说。

　　对浩伊教授而言，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看看《战地春梦》吧。这个家伙不喜欢战争，但他仍然参战，当救护车司机。他对意大利人又爱又恨，他自愿替他们服务，但却被指控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传统，但担心他深爱女孩的名声，担心两人之间的小孩没有名分。他彻头彻底地独立，却必须依赖家里寄来的钱。他几乎就要变成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但在朋友怀孕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又显现出感伤而害怕的情绪。这是人类的悲剧。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算不清了，也许有六七个之多。

　　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日正当中》（High Noon）这部电影？我说有。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问我是否看过《泉源》（Fountainhead）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建议我看这些书。

　　当时我并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说的，在可理解的环境下，内在的冲突刻划出细微的心境转折。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

　　回顾过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安亚堡校园的核心是个大广场，来自四个角落的小径在此交会，形成X形，我们称之为“对角”（diag）。环绕广场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筑，旧大楼的正面是厚重石墙，但新的侧翼可能是玻璃和铝铸建筑。高楼可能平地而起，单纯的小楼房消失无踪影。校园内有橘色和灰色的砖造建筑，也有呈现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筑。校舍展现不同时期的风格：希腊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国际风格、苏利文和法兰克·莱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规则中展现自然流畅可以算是创造力，密大学生每天经过对角时，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正如建筑所展现的，此大学从来不曾是“固定编制”。可以想见的是，负责规划和开发的景观委员会中，都是实验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园内进行我的实验。由于我先念大学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国学生想都想不到的课。其中有一门是大一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我周遭的学生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龄，令我有些不安。看着他们玫瑰般的面颊，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我同学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学。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是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却是最老的学生。不过，在这堂课上，我才知道美国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长、委员会或由议会指派特定人士来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准备各式各样的特许状，让自治城镇自行选择组织体系，好像选成衣一样。由于中国的政府都是单一体制，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入门信息，可以了解多元社会如何运作。我自己就从来没想象过，因为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根据逻辑推论，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