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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2)


  所谓《春秋》、《诗》、《礼》、《乐》可不待解,世即后世所谓《世本》,语即《国语》一类之文书,所谓令所谓训典当即《诰书》之类。熟知掌故以为出辞从政之具,是春秋时之风气,可于《左传》中明白看出。我们比较一下,则对于《周诰》诸篇,不特可以想到他如何出来,寄托于如何之物质上,且可知其缘何流传于后来也。

  说到这里,或者要问,《周诰》的文辞是周王说话的本质呢,还是史官修饰了的文辞?我们可以直率回答,《周诰》中的话,虽然不全是一篇一篇的官样文章,然而史官的贡献也很不少了。试以《文侯之命》,毛公鼎、师敦比较一下,看此项文字竟有定式,试读《周诰》各篇中的文辞,其可解者每是很有修辞力量的文辞,而称今道古,像有一个历史哲学,威仪棣棣,丁咛周至,不是一个直截的态度。在当时的统治者都是战士焉能说这样文学的话?且当时的文学本是一种专门之业,所以王如用到文字,总须“呼史某册命”,“朱批上谕”是做不了的。今抄《康诰》、《召诰》、《无逸》各一段,以见所谓美术散文进化至此时之地步,此地步去吐辞茫昧之时代已远得很了!

  《康诰》一节: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召诰》一节: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无逸》一节: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类是鲁书。这一类中有两篇,一、《金縢》;二、《费誓》。相传为伯禽伐淮夷之誓,其文近于《周诰》而无深义。《金縢》一篇必不是与《大诰》、《康诰》等有同样价值者,此篇文体全与《周诰》不类。《顾命》一篇中虽陈丧礼,但仍以赴告之辞结束之,《金縢》乃全是一篇故事,篇中周公祝辞尚近于《周诰》,其“武王既丧”以下竟像东周的文辞。这一篇当是后人根据相传的故事及话言拼凑成的。《鲁书》一类可以说是《周诰》的附庸。

  第三类是宋述商书。此一类中,《西伯戡黎》及《微子》二篇之可以呼作《宋书》,当是无问题的,此是宋人记其由来之档案。至于《盘庚》及《高宗肜日》,以年代论,比《周诰》早得多,以文辞论,反比《周诰》较易通解,然这两篇都不类春秋的文辞。又商末至少有两次的大乱。一、纣亡时;二、武庚亡时。经这样大乱,册府是完整不了的。清朝人不为明朝人保存档案,周朝人更决无为商朝人保存史料之理。宋以丧亡之后,小休之时,根据传训,写成典书,是事实之最可能者。惟其传说有自,所以不像后来的文辞,惟其追记在后,所以稍有近后的语句。此一说虽无证据,然如此假定,一时也找不到与此矛盾的证据。

  以上三类,除《无逸》一篇或者稍经后人之润色,《金縢》一篇大有可疑之外,都是绝好的史料,与彝器铭辞相发明。今尚存之《逸周书》中,虽《世俘》、《作雒》等篇,其史料的价值,亦下此一等也。

  第四类是外国书,这一类中有《吕刑》、《秦誓》两篇。《吕刑》相传为周穆王作,这话全不可通。《周诰》的排场是很清楚的,周王诰语所及之人,“越在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而《吕刑》一篇诰语所及之人,则是“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这乃是一个部落的族长,那里是诸侯的共王?且《周诰》中的用事,述祖德则“丕显文武”,引鉴戒则殷人夏后,《吕刑》里边,既无宗周成周之典,又无三代兴亡之事,而是三苗、重黎、伯夷、皇帝,遥遥与《楚语》中所载南方之神话相应。且《吕刑》开头说:“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诰四方。”而《史记》曰:“甫侯言于王。”郑玄曰:“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不得其义而强解之者,“吕命王”固不能解作“王命吕”。若以《书序》说,“吕命穆王”则以臣命君成何事体?诸家著录周代彝器中有吕王器数事,如“吕王斗作大姬壶”等,然则吕固称王矣。今如释吕命王为周昭王之类,即命为吕王之号,或命为误字,其本字为吕王之号,则文从字顺。然则此篇固是吕王之诰,南方之训典,与成周无涉,固墨子之所引,而非早年儒家之书也。

  《秦誓》一篇,《书序》、《史记》皆以为秦缪公丧师于崤之罪己诏,然按其文义颇与崤战后事之情景不合。《左传》记当时秦缪公云:“孤违骞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今《秦誓》中并无此等意思,只在渴思有才有量之贤士。意者此之指名秦缪公犹《文侯之命》之指名晋文侯,皆实不得其人,强以与此文差不多的地理及时代之最有名人物当之,强以其间最著明之事迹当之,而忘其不切也。《商颂》之指名正考父,《鲁颂》之指名奚斯,皆同一心理耳。

  《秦誓》一篇,以文辞论,是《尚书》中最上等者。如下列一段,实是绝美的文章,散文进化到此一步已是像有工夫的了。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第五类是三代的三篇誓。至迟到春秋中叶,禅代征伐的两种政治理想都完成了一个系统,这可以《左传》为证。征伐是三代创业之功绩,夏以启为创业之祖(启之训为开,可以汉讳为证,然则启固是夏后氏之太祖,鲧禹犹在天神一格中也),据传说,其所伐者为有扈,故造《甘誓》,商以汤为成事之王,所伐者为夏桀,故造《汤誓》,周以武王为定功之世,所伐者为殷纣,故造《牧誓》,所谓《太誓》,亦即《牧誓》之一流,同一题目,不是一个人造的,故成不同的篇章。以此诸篇之文辞与《周诰》、《殷盘》比一下,显然这是后人的文辞,以其中发挥的意思与孟子墨子所记者较一下,显然这是凭藉着“征诛”一种思想而出的文章。

  第六类是《禹贡》、《洪范》两篇。《禹贡》言地理,而以九州之观念为纲,《洪范》综言天人系统,而以五行之观念为领。如这样子的典书,在战国时恐不少有,《晋书·束皙传》记汲冢简书各种,按其名实,足知彼时文书之有多体。《禹贡》虽比《穆天子传》为实(《穆天子传》亦因误读致有今天之面目)。《洪范》当比《大历》为实,然皆战国时托古拓今之创作,彼时之典书也。造作此等典书之风气,最迟至春秋已成,可以《左传》、《国语》所引各种古今杂糅铺排数目之训典为证。

  《禹贡》、《洪范》两篇,虽大体上我们可以断定他是春秋战国时的东西,但如必确切指定其属于何一世则亦未必成功。为什么呢?古来的书每每先有个核子,后来逐渐发展与改变一书中自身之层每不容易分辨,必以一书最初之层为此书之时代固失之,必以其最后层当之,亦未为得。

  《洪范》一书之中央思想为五行,五行系统论之成立虽或在后,但其根蒂必在先。荀子在非子思、孟子时,指谪他们“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所谓“造说”者,明其有自己的贡献,所以“按往旧”者,明其有凭藉传说处。《左传》文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此与五行之数虽小异而大同。且五方之说,似较五行为尤早,王国维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曰‘贞7于东’,曰‘己已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五方之观念,自与五行相混而更盛。

  《禹贡》之中央思想为九州。九州之名见于《国语》者,有“谢西之九州”,此指一地方说,可以不论。若禹九州之说,至迟在春秋已盛。齐侯镈钟及齐侯钟云:“及其高祖,虩虩唐成,又(有)(严)在帝所,(溥)受大命,刻(克)伐(履)司,(败)乃灵师。伊少(小)臣隹(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啸堂集古录》下)孙诒让考证(《古籀拾遗》上十六叶)此二器一作于灵公初卒,一作于灵公已有谥时,齐灵二十八年,正当春秋鲁哀公十九年也。春秋时此故事既用于如此之场所,则此故事必不创于彼时,然则禹九州之说纵不归之于夏殷,亦决不后以西周也。且《禹贡》九州之名称亦决非战国时名号,详拙著《禹贡九州释名》,今不录。惟九州观念与禹贡地理究是两事,尽可九州之说甚早,《禹贡》之书却可以甚后。然今如以《禹贡》地名有但见于汉代者,以为即是甚晚之书,亦未可通。地名之仅见于汉代书,不必即始于汉代,即如辽西辽东诸郡,《汉志》明言秦置,而《史记·匈奴列传》云是燕置,可见《汉志》所谓秦置郡县中,每有导源自六国时者。此犹是郡县之名称设置也。若一般地名,则创造尤不易。今如执鲜卑一调以为大招是东汉时所作之证,何其凿也?《禹贡》一篇,以文辞论,固绝不能为夏商及西周之书,然必以为是战国,亦未有充分之证据,若以为东周之书,可无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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