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

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1)

　　六经问题之难决者，无过于《尚书》。《春秋》一经现在尚可见三传之文；《诗》虽仅存毛学，然三家异文尚遗留不少，且三家之解说虽不同，章句实无大异。最不得头绪者算是《尚书》了。但就汉代论，《诗》、《论语》、《老子》在文帝时立博士，《春秋》在景帝时立博士，《书》在建元间始立欧阳一家之博士（以上分见《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及刘歆上太常博士书），曾不多时，便闹《大誓》，闹所谓孔安国所献河间献王所好之孔子壁中书，又有张霸之百两篇，杜林之漆书，闹个不休。东晋梅氏书行世之后，直到明清人始认清楚其为伪书（疑东晋古文者，应以朱子为始，孔颖达亦略表示怀疑之态度）更牵连到王肃。今所见之本子不特不是西汉今文，且并不是马郑，且并不是梅氏原文字，且并不是隶古定本，而是唐开成之石本。

　　今虽有敦煌写本残卷使我们上溯到隶古定本，又有汉魏石经残字使我们略见今古文原来面目之一勺，有毛公鼎等使我们略知册诰之体式，有若干葬器款识使我们校订《尚书》中若干文字，然如但顾持此区区可得之材料，以解决《尚书》问题之大部分，颇为不可能之事。本文但以分解伏生二十八篇之组成为题，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极大的，现在只写下其一部而已。

　　所谓伏生二十八篇者，究竟是否全是伏生所传，或与伏生所传小有异同，今不易断定，然此二十八篇，合以《大誓》，总可说是汉朝景武时代《尚书》面目，所以现在可以这二十八篇为对象去分析之。此二十八篇去孔子时所见书之面目已远，在这一点上是与《诗》大不同的。《诗》之称“三百”在孔墨时已成习语，而《论语》所引《诗》大致与今所见差不多；若《书》，则《论语》所引除不相干之《尧曰篇》以外，“高宗亮闇”见于《无逸》，而“孝于惟孝”不见今存二十八篇中。又《左传》一书所用之材料甚博，他所引书颇可代表当时（即春秋战国之交）流行之《尚书》，《左传》引《诗》几乎全与今所见之三百篇合，其所引《书》除《盘庚》、《康诰》等以外，几乎全在今所见二十八篇之外（参看附表）。从此可知三百篇之大体至少在孔子前后一时代中已略成定形，而《书》之篇章各时代不同，且恐春秋战国时各国中所流传之《书》亦皆不同。《左传》之引《书》已证明如此，《吕氏春秋》之引《书》亦证明如此，《吕氏春秋》所引除《洪范》外，几皆不在二十八篇之内。

　　此二十八篇不能当作一个系统看。不特宋儒多如此说，即文章家如扬子云、韩昌黎等亦都有这个观念。《虞夏书》之“浑浑”，《殷盘》、《周诰》之“诘屈聱牙”，显然不是在一类中的。朱子能以东晋梅赜书之号称古文反易了解断其可疑，乃不能以《尧典》、《禹贡》之号称《虞夏书》，反比《周诰》的文辞近乎后代断其可疑，正由于时代环境所限，不可澈底的想下去。东晋古文辨伪之工作早已完成于阎、惠二君之手，当今所宜究治者，为此二十八篇究是何事。

　　今写此二十八篇之目如下并试为分类。

　　

　　一、《周诰》类：如上所表，第一类为《周诰》，自《大诰》至于《顾命》，合以《文侯之命》，凡十三篇。此正所谓“诘屈聱牙”之文辞。文式语法皆为一贯，此真一部《尚书》之精华，最为信史材料。我们现在读这几篇，其中全不可解者甚多（曲解不算），不能句读者不少，其可解可句读者不特不见得“诘屈聱牙”，反而觉得文辞炳朗，有雍容的态度，有对仗的文辞，甚且有时有韵，然则今日之不能尽读者，与其谓当时文辞拙陋，或谓土话太多，毋宁归之于文字因篆隶之变而致误，因传写之多而生谬，因初年章句家之无识而错简，淆乱，皆成误解。且彼时语法今多不解，彼时字义也和东周不全同，今人之不解，犹是语学上之困难也。即如《大诰》中，“宁人”、“宁王”之“宁”字，本是“文”字，乃以误认篆文而误，以致《大诰》本为文王殁武王即位东征之诰者，遂以此字之误，解作周公成王之书。吴大澂曰：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孝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人”之误，盖因古文文字，从心者，或作

，或作，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文，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

　　虽传《大诰》为周公相成王时之诰，今乃以宁字之校订，更生此篇之时代问题，此问题今虽未能遽定，然《周诰》若干篇中待金文之助，重作校订工夫，可借此启示。阮芸台诸人每每强以《诗》、《书》中成句释金文，今当以金文中字句订《诗》、《书》之误字也。自《大诰》以下至于《顾命》十二篇，皆武王（或成王）或康王时物，除《无逸》稍有若经后人润色之处外，此十二篇文法上在一个系统中。《文侯之命》一篇虽也可以放在这一类中作附庸，然文体辞义皆与此十二篇不是一类，疑是战国时出土或流传忘其来源之彝器铭辞，解者按其辞气以晋文侯仇当之（书序）或以文公重耳当之（《史记》），其归之晋者，或出土在晋地（然此不足证此篇为晋物，鲁取郜大鼎于宋一事，可以为证），而平王东迁及襄王奔郑正合于所谓“闵予小子嗣，造（遭）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惟此篇开头便说“父义和”，文侯仇不闻字义和。王引之曰：

　　古天子于诸侯无称字者。《唐诰》、《酒诰》、《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传》引《蔡仲命书》云，“王曰胡”，又引《践土之盟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皆称其名，其他则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称字者也。或以义为字，或以义和为字，并当阙疑”。（《经义述闻》卷二十三）

　　此篇全无记事之上下文，除篇末无“对扬王休用作宝彝”，一套外，全是一篇彝器铭辞之体，其文辞内容又绝与师敦、毛公鼎同，然则渊源当亦不二致。宋代出师敦，清代出毛公鼎，汉时山川多出鼎彝（见《说文》序），则战国时当有此样出土之先例，果“文侯之命”出土地为晋，则当时发读文字者，自然依文中所说之情景想到翼侯仇或绛侯重耳矣。

　　此若干篇《周诰》在当时是如何出来的，可以《左传》定四年所记祝佗语为证：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虚。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阙巩，沽洗，怀姓九宗……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今《伯禽》、《唐诰》两篇皆不见（《伯禽》为篇名从刘焯说），而《康诰》犹存。然则《康诰》正是派康叔到殷故都卫地以建国时之教令，给他的一个“政治工作大纲”。其《酒诰》等篇虽或不如《康诰》之重要，也是同样的教令。这样的教令至少在王之册府与受诏诸侯之册府中都要保存的，或者以其重要之故分布给其他诸侯，而受此诰者容或铸于彝器上。周朝彝器上铸文章是较普遍的。《左传》记子产铸刑书，散氏盘记割地的条约，曶鼎记讼事，小盂鼎记俘获，其他记争战来享，记礼仪之彝器，尤不可胜数，然则不特《康诰》等可得镌于彝器上，《大诰》、《顾命》一类赴告之文，亦未尝不可镌以垂记念。且此项诰语竟成为周代贵族社会中之教科书，《楚语》记下列一事：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辞。……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生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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