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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他的头脑还没有被文学塞满[202]，因而对这些词语更加敏感。他远离城市，生活在农民中间，所以思维方式也有点像普通老百姓。辩证思维迟钝，理解力跟不上，动不动激动起来，令人不知其所以然，老是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想法，不厌其烦地使用同样的词语。 　　不过，这些实乃缺点而非长处。但假以时日，他渐渐领会到民间语言中的精华，其生动的形象，粗俗中的诗意，以及丰富的传奇般的智慧。从写《战争与和平》的年代起，他便开始接受这种影响。一八七二年，他给斯特拉科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改变了我语言和文字的风格。民众的语言丰富多彩，足以表达诗人要说的一切，这对我来说十分宝贵，它是诗歌最好的调音器。谁要想说装腔作势、虚情假意的话，这种语言绝对与之不相容。它不像我们没有骨气的文学语言，听任摆布，就像文学一样。[203] 　　他不仅在风格上从民间寻求模式，而且从中汲取了不少灵感。一八七七年，一位说书艺人来到亚斯纳亚·波里亚纳村，托尔斯泰记录下他讲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传说《人靠什么活着？》和《三老者》。这两段故事几年后成了托尔斯泰这个时期出版的《民间故事集》中最美的篇章。 　　这是现代艺术中独一无二的作品，比艺术更高的作品。在读它的时候，谁会想到文学呢？福音书的精神，全人类同胞般的纯洁之爱，与民间智慧的纯朴微笑结合在一起。单纯、清澄、不可磨灭的善良心地、不时自然而然地洒落在画面上的一抹超自然的天光，这道光为中心人物叶利赛老人罩上了光环[204]，飘浮在鞋匠马丁——那个从与地面相平的天窗看着人们的脚匆匆走过、上帝装扮成被善心的鞋匠救过的穷人去看望的那个人[205]——的鞋摊上。在这些故事里，福音书的寓言往往混有东方传说难以名状的幽香，犹如托尔斯泰儿时便爱看的《一千零一夜》[206]。有时候，神奇的光变得阴森恐怖，使故事产生令人惊恐的效果。如《农民帕霍姆》，帕霍姆想在一天之内圈下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在走完一天时倒地身亡。[207] 　　在小山上，巴什基尔人的头头席地而坐，看着他跑，接着双手捧腹大笑。帕霍姆倒了下来。 　　“噢，好极了，老兄，你得了很多地。” 　　巴什基尔人的头头站起身来，扔给帕霍姆的雇工一把镐，说道： 　　“喂，把他埋了吧。” 　　仆人剩下孤身一人。他给帕霍姆刨了一个坑，三俄尺[208]长，正好是从头到脚的长度，然后把他埋了。 　　＊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诗一般的外壳下裹着福音书的道德训诫：克己和宽容： 　　不要报复得罪你的人[209]。 　　不要反抗伤害你的人[210]。 　　“报复是我的事。”主说道。 　　＊ 　　无论何时何地，结论永远是爱。——托尔斯泰想为人类创造一种艺术，一下子便达到大同的境界。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了无止境的成功：因为他的作品剔除了艺术中一切可以磨灭的成分，剩下的只有永恒。 　　《黑暗的势力》达不到，也不企求达到心灵净化这一庄严的高度：那是双刃剑的另一刃。一面是天人之爱的梦想，另一面是残酷的现实。在读这部戏剧时，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信念以及他对人民的爱，能否做到把民众理想化并揭示出真理。 　　托尔斯泰对戏剧的尝试大都很不高明[211]，这一次却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人物性格和情节安排得颇为自然：自以为是美男子的尼基塔，淫荡的阿尼西娅，貌似善良、实则阴险甚至纵子通奸的老婆子马特廖娜，口齿不清、长相可笑却有着圣人心肠的老头子阿基姆等。接着是尼基塔的堕落，他并非恶人，但意志薄弱，尽管想努力悬崖勒马，仍在母亲和妻子的驱动下，滚进了罪恶的深渊…… 　　男的是不值个啥。可这帮娘儿们呢！简直是帮野兽！她们什么事都干得出……这种娘儿们，在俄国有成千上万，都像些瞎眼的土拨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男的嘛，在小酒馆，或者，谁知道呢？在监狱或者在军营；好歹还能学到点什么，可是女的呢？什么都没见识过，什么都没听说过。生下来咋样，到死还是咋样……她们像些瞎眼的小狗，到处乱窜，拿脑袋往粪堆里钻。只会扯着嗓子傻唱：“嗬—嗬！嗬—嗬！”……什么是嗬—嗬？……她们自己也不知道。[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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