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 乔治·杜马（1866—1946），法国心理学家。
- 苏亚雷斯（1868—1948），法国作家，《人就是这样的》一书的作者。
- 欧仁·梅肖·德·沃居埃（1848—1910），法国作家，曾发表研究俄罗斯小说的专著。
- 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
- 保罗·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批评家。
- 托尔斯泰的日记除了几次中断，尤其是1865年和1878年之间中断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之外，几乎可以说十分完整。——原注
- 比鲁科夫为了给托尔斯泰作传，收集、编辑及注释了托尔斯泰的《生活与作品》、《回忆录》、《回想录》、《书信集》、《日记选》、《传记资料汇编》，并由托尔斯泰本人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校订。比恩斯托克根据这些手稿译成了法文，共四卷，由《法兰西信使报》社出版。——原注
- 留里克，公元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奠基人。传说伊戈尔王即留里克之子。
- 彼得大帝，公元十八世纪以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的俄国沙皇。
- 七年战争，1756至1763年间发生在欧洲、美洲、印度及海上的一次争夺殖民地及商业霸权的战争，英、普鲁士和汉诺威为一方；法、奥、俄、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最后普鲁士、英国取得了胜利。
- 十二月党人，俄国的贵族革命者，因于1825年12月（俄历）发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故名十二月党人。
- 尼古拉·罗斯托夫也参与了拿破仑的那些战役，1814至1815年间曾被关押在法国。——原注
- 见《童年》第2章。中译本见《托尔斯泰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见《童年》第27章。
-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莫斯科南部距图拉镇十几公里的小村，所在之省份为俄罗斯色彩最浓厚的省份，居民清一色为俄罗斯人。
- 即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他的名字。
- 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的兄弟便以他为原型。
- 他曾写过一部《猎人日记》。
- 其实她不过是一个远房亲戚。她和托尔斯泰的父亲曾经彼此爱恋。但她后来悄然退出了，像《战争与和平》中的梭尼亚一样。——原注
- 见《童年》第12章。
- 在1878年写的自传体笔记中，托尔斯泰说他清楚地记得襁褓时在木桶里洗澡的感受。（见《儿时记趣》）
- 见《儿时记趣》。
- 从1842到1847年。
- 比他大五岁的尼古拉已在1844年毕了业。——原注
- 他爱作形而上学的谈话。他说，“因为这种谈话比较抽象，隐晦到以为说出了自己之所想，其实是说非所想。”（见《少年》第27章）——原注
- 斯多噶主义，指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是芝诺。该学说强调人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强调以心灵平静和坚持道德价值的行为准则。世人常以其代表坚忍和苦行主义；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提倡一种“乐生”哲学，世人常以其代表纵欲享受。
- 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如《塞瓦斯托波尔杂记》。
- 此时他正饶有兴趣地阅读伏尔泰的作品（《忏悔录》第1章）。——原注
- 《忏悔录》第1章。
- 《青年》第3章。
- 指1847年3至4月。
- 《少年》中，涅赫柳多夫说：“人所做的一切均出于自尊。”1853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一大缺点是骄傲。一种扩大了的毫无理智的自尊。……我野心勃勃，如果要我在荣誉和我喜爱的德行之间选择，我认为我会选择前者。”——原注
- “我希望所有人都了解我和爱我。我希望所有人只要听到我的名字便对我刮目相看，而且感谢我。”（《青年》第3章）——原注
- 以上描述系根据1848年他二十岁时的一幅肖像。——原注
- “我想象一个像我鼻子这样阔、嘴唇这样厚、眼睛又这样小的人在世界上是找不到幸福的。”（《童年》第17章）另外他还悲伤地谈到自己“没有表情的脸，软弱、怯懦，优柔寡断，缺乏高贵的气质，粗手大脚，十足一个庄稼汉。”（《青年》第1章）——原注
- “我把人类分为三级：体面的人，只有这种人值得尊敬；不体面的人，这种人让人看不起，招人讨厌；最后一种是贱民，现在没有了。”（《青年》第31章）——原注
- 尤其是1847年到1848年他在彼得堡那段日子。——原注
- 《与保罗·布瓦耶先生的谈话》，见1901年8月28日巴黎《时代》杂志。——原注
- 在《少年》、《青年》（1854）、《军旅相遇》（1856）、《射手日记》（1856）、《卢塞纳》（1857）和《复活》（1899）等作品中都有这个人物出现。但必须注意，这个名字指的人物各不相同，托尔斯泰没有赋予他们相同的体貌特征。在《射手日记》的结尾是自杀身亡的。这个名字是托尔斯泰的不同化身，有时是好人，有时又相当坏。——原注
- 引自《一个地主的早晨》。
- 此小说与《童年》同时发表。
- 1851年6月11日在高加索的斯塔里—伊乌特军营。——原注
- 见《日记》。
- 见《日记》。
- 1852年1月给姑姑塔季扬娜的信。
- 1851年的一幅肖像已表露出他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仰着头，脸色较前开朗，眼窝没有以前深，目光仍然凝重，嘴微张，唇髭刚长出来，显得有点忧郁。神色还是有点倨傲和轻蔑，但多了几分青春的朝气。
- 这个时期他写给塔季扬娜姑姑的信充满感情，可谓一字一泪。他也说自己是“爱哭的列夫”。——原注
- 《一个地主的早晨》是《一个俄罗斯地主》写作计划的片断。《哥萨克》是一部有关高加索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按照作者本人的想法不过是一部现代史诗的开头，而《十二月党人》则是小说中的一段。——原注
- 指朝圣者格里沙或母亲之死。
-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以《项狄传》和《感伤旅行》闻名于世。
- 托普费尔（1799—1846），瑞士小说家，画家。《日内瓦小说集》的作者。
- 见给比鲁科夫的信。
- 见《两个老头》（1885）。
-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才华出众的抒情诗人。
- 引自《袭击》，中译本见《托尔斯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中译本见《托尔斯泰文集》第2卷。
- 此书虽然1860年才完成（1863年出版），但内容的大部分却是这个时期写的。——原注
- 引自《哥萨克》，《托尔斯泰文集》第3卷。
- 原文为法语。
- 在信的末尾，他又补充道：
“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认为，如果没有宗教，人便既不能善良，也不能幸福；我想掌握宗教的愿望超过想掌握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宗教，我的心田将会枯竭。……但我并无信仰。是生活使我心中产生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我的人生……我此时只感到心灵非常枯竭，非有一种宗教不可。上帝会帮助我。这一天必将到来……大自然是我的领路人，会将我引向宗教，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未知的道路，只能到自己内心深处去探寻……”——原注
- 见托尔斯泰《日记》。
- 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伐林》中，也有类似手法。例如“爱有三种：第一种，美学的爱；第二种，忠诚的爱；第三种，积极的爱，等等。”（《青年》）又例如“士兵有三种：第一种，听话的；第二种，专横跋扈的；第三种，喜欢吹牛的。其下又分：一、冷静服从的；二、为拍马而服从的；三、既服从又酗酒的。”（《伐林》）——原注
- 引自《青年》第32章。
- 此文寄给《现代人》杂志，立刻就刊登了。——原注
- 很久以后，托尔斯泰在与他的朋友捷涅罗莫谈话时还提到这种恐惧，说到有一次，他在城墙边的掩蔽所里战战兢兢度过一宵的情形。——原注
- 稍后，德鲁吉宁出于友谊叫他注意这种危险：“你在分析方面有过分细微的倾向，会发展成一大弱点。有时你竟会说：看某某人的腿肚子就知道他想去印度旅行……你应该抑制这种倾向，尽管不必完全杜绝。”——原注
- 这几页被书刊检查处删掉了。——原注
- 此信写于1855年9月2日。
- “他的自尊心就是他的生命，他看不到还有别的选择：要成为第一，否则就自我毁灭……他爱跟别人较量，喜欢自己是第一。”——原注
- 1889年，托尔斯泰为A.J.叶尔绍夫的《一个炮兵军官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回忆》写前言，又想起了当时的场面。一切英勇的往事都消逝了，只记得担惊受怕了七个月。害怕有两个方面，一是怕死，二是怕丢脸。真是可怕的精神折磨。对他来说，围城的一切英雄业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当过炮灰。——原注
- 见1899年苏亚雷斯所著《托尔斯泰》，此书重版后标题改为《托尔斯泰生平》。——原注
- 在一次谈话中，屠格涅夫抱怨“托尔斯泰有贵族愚蠢的骄矜和容克人的自吹自擂”。——原注
- “我性格有一个特点，不管是好是坏，反正永远如此，就是不由自主地总反对外部流行的影响……我讨厌随大流。”（致比鲁科夫的信）——原注
- 屠格涅夫语。——原注
- 格里戈罗维奇语。——原注
- 见欧仁·加尔辛所著《回忆屠格涅夫》（1883）。参看比鲁科夫著《托尔斯泰生平及作品》。——原注
- 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1861年，导致两人彻底决裂。屠格涅夫表示他有博爱的感情，还大谈他女儿从事的慈善事业。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慈善活动是最恼火的。“我认为，”他说道，“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膝上放些肮脏发臭的破衣服，是在演一出言不由衷的戏。”争论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气坏了，威胁说要扇托尔斯泰的耳光。托尔斯泰要求立即以步枪决斗，好挽回自己的名誉。屠格涅夫对发火一事后悔不迭，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托尔斯泰毫不原谅。众所周知，差不多二十年以后，在1878年，他表示了歉意，因为那时他已抛弃过去的生活，克服骄矜，皈依上帝了。——原注
- 见托尔斯泰《忏悔录》。
- 他说：“我们和一群疯子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已模模糊糊地猜到了。不过和所有的疯子一样，我将每个人都看做是疯子，除了我。”（《忏悔录》）——原注
- 参看这一时期他写给婶母亚历山德拉伯爵夫人的信。这些信写得很动人，充满青春活力。——原注
- 见托尔斯泰《忏悔录》。
- 卢塞恩，瑞士小城。
- 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罗斯，生活是一种永久的折磨！……”“幸亏在艺术、诗歌和友谊的天地中有个避难处。在那里，没有人来打扰我……我一个人，风在吼；外面又冷又脏；我用冻僵的手指弹一曲贝多芬的行板，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或者看几页《伊利亚特》；或者想象出一些男人和女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在纸上乱画，或者像现在那样，思念我所爱的人……”（1857年8月18日致亚历山德拉伯爵夫人的信）——原注
- 他此行在德累斯顿认识了德国小说家奥尔巴赫，第一次受到了全民教育的启发。在基辛根认识了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在伦敦认识了俄国作家赫尔岑，在布鲁塞尔认识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注
- 尤其是在1861至1862年。——原注
- 见《教育与文化》，《托尔斯泰生平与作品》第2卷。
- 托尔斯泰1862年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上阐明这些理论。——原注
- 即《台球房记分员笔记》，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托尔斯泰文集》第2卷。
- 演说的题目是：《论文学中艺术成分优于一切暂时的文学潮流》。——原注
- 他举托尔斯泰自己的例子，以《三死者》中的老车夫来驳斥托尔斯泰。——原注
- 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1856年患肺病身亡。托尔斯泰本人于1856年、1862年和1871年以为自己亦患此疾。正如1852年10月28日他所说的那样，他“体质虽好而健康不佳”，经常感冒、嗓子疼、牙疼、眼睛疼，还有关节炎。1852年在高加索时，“一星期至少有两天要卧床”。1854年，他由于患病，在从西利斯特里到塞瓦斯托波尔路上耽搁了好几个月。1856年在亚斯纳亚，肺部患过十分严重的疾病。1862年，他担心得肺结核，便到萨马拉的朋友巴什基尔家用奶酒疗养。1870年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他和费特的来往信件经常谈到这件事。他这样的健康情况使人更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脑子里常常出现死这个字眼。稍后他谈起他的病时仿佛谈起他最好的朋友一样：“人生病时就像顺着一个斜坡慢慢往下走，到一定地方便有轻纱薄幛拦路，纱幛的这边是生命，另一边是死亡。在精神价值上，病要比健康强得多！你别跟我谈那些从未生过病的人！他们可怕极了，尤其是女人。一个身体健康的女人简直是只地道的猛兽！”（《与保罗·布瓦耶的谈话》，《时代》杂志1901年8月27日）——原注
- 1860年10月7日致费特的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7—30页。——原注
- 《波利库什卡》，1861年写于布鲁塞尔，见《托尔斯泰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 这个时期他还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其实是篇游记，写个人的回忆，题为《暴风雪》（1856），其中优美的描写颇具诗情画意和音乐感，稍后在《主与仆》一书中，托尔斯泰借用了这篇游记的背景。——原注
- 托尔斯泰小的时候，有一次由于嫉妒，将一个和他一起玩的、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从阳台上推下，使她瘸了很久。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的贝尔夫人。——原注
- 参看《家庭幸福》中谢尔盖的表白：“假设有一位A先生，一个曾经沧海的老人，和一位B小姐，一位年轻、快活、既没有和男人打过交道，也没有生活阅历。由于家庭的种种环境，A先生爱B小姐像爱自己女儿一样，从未考虑过有其他非分之想，等等。”——原注
- 也许他在作品里加入了1856年他在亚斯纳亚和一个少女间一段爱情故事的回忆。这个少女和他很不一样，既轻佻又爱交际。他们虽然彼此真诚相爱，但最终还是分手了。——原注
- 1857年到1861年，批评界对他很少评论。——原注
- 托尔斯泰：《日记》（1857年10月）。
- 托尔斯泰：致费特的信（1863），见《托尔斯泰生平及作品》。——原注
- 见《忏悔录》。
- “我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家庭幸福之中。”（1863年1月5日）“我多么幸福！多么幸福！我太爱她了！”（1863年2月8日）——见《托尔斯泰生平与作品》。——原注
- 她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原注
- 据说她将《战争与和平》誊写了七遍。——原注
- 婚后，托尔斯泰立即中止了教学工作，关闭了学校，杂志也停办了。——原注
- 还有她的妹妹塔季扬娜，既聪明，又有艺术素质，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她的智慧和音乐天赋。托尔斯泰说：“我把塔尼娅（塔季扬娜）和索尼娅（苏菲·贝尔）糅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比鲁科夫记述）——原注
- 如多莉搬进残破的乡间别墅、多莉和她的孩子们穿着上的细致描写，还有一些如果女子本人不说的话，无论一个男人有多高的天分也参透不出的女人内心的某些秘密。——原注
- 创造精神对托尔斯泰思想影响的典型标志是：从1865年11月1日他投入《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创作起，他的日记中断了十三年。艺术创作不能一心两用的现象使心灵的独白暂时停止了。这不仅是个劳心时期，同时也是个劳力时期。托尔斯泰疯狂般爱上了打猎。“打猎时，我把一切都忘了……”（1864年的信）在一次出猎中，他摔断了胳臂（1864年9月），就在疗伤时，他口述了《战争与和平》的前几部分。“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艺术家。’我的确是艺术家，但却是一个孤立的艺术家。”（1865年1月23日致费特的信）这个时期他写给费特的信都洋溢着创作的欢乐。他说：“我直到目前为止所发表的一切，我认为都不过是试笔而已。”（1865年1月23日致费特的信）——原注
- 托尔斯泰指出，从他二十到三十五岁期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有：
“歌德的《赫尔曼和多罗泰》……影响很大。”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俄文版）……影响很大。”
1863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看歌德的作品，心中产生了好几个想法。”
1865年春天，托尔斯泰又重读歌德的作品，说《浮士德》是“思想的诗、能表现其他任何艺术所不能表现的诗”。后来，他为了他的上帝放弃了歌德和莎士比亚，但对荷马依然赞赏如故。1857年8月，他以同样的专注阅读《伊利亚特》和《福音书》。后来他在1903年写了一个攻击莎士比亚的小册子（他晚期作品之一），将荷马与莎士比亚对立起来，说荷马是真诚、有分寸和真正艺术的典范。——原注
- 1865年到1866年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头两部分，标题为《一八〇五年》。——原注
- 1863年，托尔斯泰开始写《战争与和平》，先写《十二月党人》，完成了三个片断。但他发现这座大厦的基础不够牢固，于是继续掘进，到拿破仑战争时代，便写了《战争与和平》。1865年1月开始在《俄罗斯导报》杂志发表；最后一卷于1869年秋脱稿。这时托尔斯泰又上溯历史，计划写一部有关彼得大帝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接着再写一部有关十八世纪各代俄国女皇临朝及其宠臣们的小说《米罗维奇》。他从1870年到1873年投入此项工作，参考了许多文件，设置了不少场面，但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又放弃了。他知道要如实地再现这遥远年代的风貌是永远不可能的。稍后，1876年1月，他又打算写一部有关尼古拉一世的小说。接着，1877年，他又满怀热情地投入《十二月党人》的写作，搜集仍然活着的当事人的证词，走遍事件发生的地方。1878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对我太重要了！其重要程度您是想象不到的：如同信仰之于您那么重要，我的意思是：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未发表的书信》第9页）但随着对主题的深入挖掘，他偏离了初衷：他的心思已不在这上面了。1879年4月17日，他写信给费特说：“十二月党人？天晓得他们在哪儿！……如果说我过去想过，也写过这个主题，现在我倒十分希望，为了对人类有好处，那些向人开枪的家伙闻到我思想的味道就会受不了。”（《未发表的书信》第132页）在他生命的这一时刻，宗教歇斯底里开始发作：他即将把他从前的偶像全部销毁。——原注
- 库图佐夫和巴格拉季昂均系俄罗斯名将，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二将率军抗击，卒败法军，巴格拉季昂阵亡。——原注
- 鲍罗金诺，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之间的小村，1812年9月7日，俄军与入侵的法军在此展开殊死的战斗，揭开了莫斯科战役的序幕。
- 皮埃尔·别祖霍夫娶了娜塔莎，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他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以维护公众的利益。娜塔莎积极参与他的计划。戴尼索夫对和平革命一窍不通，只准备武装起义。尼古拉·罗斯托夫依然保持士兵愚忠的思想。奥斯特利茨一役之后，他说过：“咱们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履行咱们的义务去作战，其他的别去想。”此刻，他向皮埃尔发脾气，说：“首先是我发过誓！如果命令我带着我的小队向敌冲锋，我会冲上前，照打不误。”他的妻子玛丽郡主同意他的说法。公爵的儿子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时年十五岁，纤弱可爱，有点病态，大眼睛、金头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争论。他一心只爱皮埃尔和娜塔莎，一点也不喜欢尼古拉和玛丽。他崇拜他父亲，但父亲长得怎么样却几乎想不起来了。他梦想长得和父亲一样，身材高大，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什么事业？他不知道……“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要那么做……是的，我都要那么做。他如果在，也会赞成的。”作品最后以孩子的梦想结束，孩子想象自己成了普鲁塔克式的伟大人物，和皮埃尔叔叔在一起，光荣的旗帜作前导，后面跟着军队。——如果《十二月党人》继续写下去，毫无疑问，小博尔孔斯基一定会成为其中一位英雄。——原注
- 1868年2月2日的信。（比鲁科夫转述）——原注
- 他说，特别是第一部分安德烈公爵的性格。——原注
- 令人惋惜的是，美丽的诗一般的构思往往被连篇累牍的哲学空谈冲淡了，尤其在最后几部分。托尔斯泰本想发表他的历史宿命论，可惜他翻来覆去，谈个没完。福楼拜在看头两卷时“啧啧称奇”，认为“美极了”，而且“充满莎士比亚的成分”，但看到第三卷便扔在一旁，说：“他已经江河日下，重复又重复，净谈哲学了。以前，我们见到的只是‘自然和人类’，可现在，我们却看到这个人，他是书的作者，俄罗斯人，仅此而已。”（1880年1月福楼拜致屠格涅夫的信）——原注
- 比鲁科夫在《托尔斯泰的生平与作品》中引述的托尔斯泰给他妻子的信。（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档案）
- 这一可怖之夜的回忆载于1883年出版的《狂人日记》中。（《遗著》）——原注
- 1869年夏天，他的《战争与和平》将要大功告成之际，他发现了叔本华，立即为之着迷。他说：“叔本华是人类中最有天才的人。”（1869年8月30日致费特的信）——原注
- 这部长达七百到九百页的《启蒙课本》共分四册，除各种教学方法外，还包含许多短篇读物，后编为四部《阅读课本》。——原注
- 1870年12月他给费特的信中谈到，荷马和他的翻译者之间的区别，好比“煮沸后蒸馏出的水和从源头流出的凉水之间的区别，后者会引起牙痛，但晶莹而洒满阳光，虽然有时带着沙子，但它更纯净，更清冽”。——原注
-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沃斯（1731—1826），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
- 见《未发表的书信》。
- 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档案。（《生平与作品》）
- 《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至一八七七年才完成。——原注
- 三个孩子早夭（1873年11月18日、1875年2月，1875年11月底），养母塔季扬娜姑姑（1874年6月20日）和佩拉吉姑母（1875年12月2日）相继去世。——原注
- 见1876年12月22日致费特的信。
- “女人是男人事业的绊脚石。爱一个女人同时又做好事是很困难的。要不经常受到爱情的困扰和妨碍，惟一的办法就是结婚。”——原注
-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美神。
- 卷首的箴言。
- 请注意，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还有反对战争、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原注
- “坏事就是社会认为合理的事。牺牲、爱情，都是不理智的。”——原注
- 指对上帝的无知。
- 见《安娜·卡列宁娜》。
- “现在，我又套在《安娜·卡列宁娜》这部令人厌烦和庸俗不堪的马车上了。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尽快摆脱……”（见《未出版的书信》第95页，1875年8月26日给费特的信）“我必须结束这部烦人的小说。”（1876年3月1日致费特的信）——原注
- 见《忏悔录》（1879）。
- 在此，我将《忏悔录》中的若干篇章作了概括的引述并保留托尔斯泰的原话。——罗曼·罗兰
- 《安娜·卡列宁娜》中有一段：“列文有人爱、感到幸福，又做了父亲，但亲自将一切武器拿开，仿佛担心受不了诱惑，会结束自己的苦难。”这种心态并非托尔斯泰和他的主人公所特有。他惊讶地发现在全欧洲，尤其是俄罗斯的富裕阶层中，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经常暗示这一点。据说1880年，欧洲刮起了一阵忧郁症的浪潮，卷走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当时还是少年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记得很清楚。对他们来说，托尔斯泰对这次人类劫难的描述是有历史价值的。他写出了整整一代人鲜为人知的悲剧。——原注
- 这个时期他的肖像总有这种平民的特点。克拉姆斯科依给他画的那幅（1873），身穿农民服装，像德国的基督般俯着头。前额靠近太阳穴处开始秃了；两腮凹陷，留着胡子。1881年画的另一幅，神气像穿着节日服装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子和鬓角却很长。一张脸下宽上窄，皱着眉，眼神忧郁，犬鼻，还长着两只大耳朵。——原注
- 见《忏悔录》。
- 说真的，这并不是第一次。那个去高加索的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官，《高加索》中的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和别祖霍夫，都曾经有过同样的梦幻。但托尔斯泰非常虔诚，每次看到上帝时，总觉得是第一次，已往的一切都不过是黑暗与虚无。回顾过去，只看见阴影和羞耻。通过他的《日记》，我们对他的心路历程，知道得比他自己还清楚。我们知道，即使在彷徨的时刻，他的心也总是笃信宗教的。而且，在《教义神学批判》的序言中，他也承认：“上帝啊，上帝！我错了，我到不该去的地方去寻找真理。我知道我错了。我明知我的欲念是坏的，也多方迁就。但我从未忘记过你。即使我在歧路上彷徨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你的存在。”——1878至1879年间的精神波动，比其他时候来得更猛烈，这也许是屡逢丧事和年事渐高的影响，惟一不同的是，心醉神迷的激情回落之后，上帝的幻象并没有完全消失，托尔斯泰根据过去的经验，赶紧“趁光明的启示还在，快步前行”，并从信仰中总结出一整套人生哲理。以前他并非没有尝试过这样做（我们记得他在念大学时候已考虑过“生活守则”），不过，到了五十岁，被欲念引入歧途的机会相应地少了。——原注
- 《忏悔录》的小标题是《教义神学批判及基督教教义研究入门》。——原注
- “我一直将真理放在爱的范畴，但我惊讶地发现，宗教将它想创造的东西亲手毁掉。”（《忏悔录》）
- “我确信，就理论而言，教会的教导是狡猾和有害的谎言；就实践而言，是粗俗的迷信和惑众妖言的大杂烩，这样一来，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已荡然无存。”（《致东正教最高会议的答复》，1901年4月4日至17日；同时请参看《教会与国家》（1883））托尔斯泰认为教会最大的罪恶是与世俗权力的“无耻勾结”。教会不得不肯定国家是神圣的，暴力也是天经地义。这是“强盗与说谎者的联盟”。——原注
- 见《什么是我的信仰》（1883）。
- 琐罗亚斯德（约前628—约前551），伊朗先知，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
- 以赛亚，古代以色列先知，《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据说是他的著述。
-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觉得宗教的真理是统一的，这点感知他是通过人类的历史、基督与其他贤人——从释迦牟尼一直到康德和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诗人，散文家）——的一脉相承而获得的。因此到了晚年，托尔斯泰“并不偏爱基督教”。他在1909年7月27日写给画家扬·斯蒂卡的信中写道：“耶稣的学说对我来说，不过是我们从古代埃及、犹太、印度、中国、希腊继承下来的美丽的宗教学说之一。耶稣的两大原则：爱上帝，也就是爱绝对的完美，爱邻人，也就是一视同仁地爱所有人。这两种爱也是全世界所有的圣贤所提倡的，如：克里希纳（印度圣者）、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古罗马哲学家），以及现代人中的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钱宁（1780—1842，美国伦理学家）等人。宗教和道德的真理无所不在，而且都是统一的……我对基督教并无偏爱。如果说我曾经一度对耶稣的学说特别感兴趣，那是因为：一、我在基督徒中间出生和长大；二、我从各个教派惊人的篡改之中总结出纯洁的学说，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原注
- 托尔斯泰声明，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真正的科学是谦逊而有节制的。（见《生命论》第4章）
- 逻各斯，希腊语中的“理性”、“明智”、“道”。
- 托尔斯泰在写《忏悔录》之前的精神苦闷期间，经常阅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致费特的信中（1887年4月14日和1879年8月3日）曾提及此事，还劝这位朋友也读一读。——原注
- 在1894年11月26日写给X男爵夫人的一封谈论理性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人类直接从上帝那里只得到过一种工具，即认识自己和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工具。仅此一种，没有其他。这工具就是理性。理性来自上帝。理性不仅是人类崇高的品质，而且是认识真理的惟一工具。”——原注
- 托尔斯泰：《生命论》第十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章。
- 这一宗教思想肯定在谈到多个问题，尤其是关于未来的生活观时，已有所发展。
- 见巴黎《时代》杂志，1901年5月1日。
- “直到那时我一直在城外生活……”（《我们该怎么办？》）——原注
- “直到那时我一直在城外生活……”（《我们该怎么办？》）——原注
- 托尔斯泰曾多次表示对“那些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苦行僧”的反感，并将他们与那些无知、骄傲、“宣称为他人做好事，其实连他人需要什么也不知道”的革命党相提并论。他说：“对这两类人我同样都爱，但对他们的学说，也同样都恨。天下只有一种学说，即主张经常展开活动、生活符合心灵的需要，并努力使他人真正获得幸福。这就是基督的学说，既不是宗教式的清静无为，也不是企图改造世界，但连真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革命党人那种好高骛远。”（致一个友人的信，见《残酷的欢乐》）——原注
- 即1885年的照片，《我们该怎么办？》中的插图。——原注
- 见《我们该怎么办？》第213页。
- 这头一部分（前十五章）有许多典型例证，被俄罗斯的书刊检查机构删去了。——原注
- “贫困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财富都掌握在不事生产的人手里，而且都集中在城市。有钱人都聚居在城市，以便享乐和自卫。穷人只能靠富人的残羹剩饭过活。奇怪的是许多人依然当工人而不去干些容易赚钱糊口的事，如：经商、囤积、行乞、卖淫、诈骗，甚至抢劫。”——原注
- “罪恶之源是所有权。所有权不过是享受他人劳动成果的手段。”托尔斯泰又说：所有权并不是属于我们，而是他人的东西。“男人将自己的妻子、孩子、奴隶和其他物品都看做属于自己的东西。但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应该放弃这一切的所有权，否则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托尔斯泰已经预感到俄国革命，他说：“三四年来，有人在大街上骂我们，叫我们懒虫。被压榨的老百姓心里的仇恨和蔑视正与日俱增。”（《我们该怎么办？》第419页）——原注
- 农民革命家邦达列夫很希望这条法则被公认为普遍法则。托尔斯泰当时受到他和另一位农民革命家苏塔耶夫的影响。他说：“在我一生中，有两位俄国思想家在道德上给过我很大的影响，充实了我的思想，给我解释了我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是两个农民，苏塔耶夫和邦达列夫。”（《我们该怎么办？》第404页）——原注
- 见《为什么人会自我陶醉》。
- 托尔斯泰终于下决心将这种爱好戒掉了。这种家传的爱好，由父亲遗传给他。他对兽类似乎从来没有多大的恻隐之心。他炯炯的目光根本看也不看兽类有时极富表情的眼睛，除了马，他作为大贵族，对马有偏爱。说到底，他本性是残酷的。他讲过曾经用棍子猛击一只狼的鼻根，使其慢慢死去。他说：“想起那只慢慢疼死的畜牲，我便有一种快感。”他很晚才对这种行为感到后悔。——原注
- 1878年夏天。见《生平与作品》。
- 1878年11月18日。见《生平与作品》。
- 1881年10月5日。见《生平与作品》。
- 1881年11月14日。见《生平与作品》。
- 1882年3月。见《生平与作品》。
- 1882年。见《生平与作品》。
- 1884年10月23日。见《生平与作品》。
- 这是《我们该怎么办？》一书的最后几行，写于1886年2月14日。——原注
- 见《残酷的取乐》中致友人的一封信，标题是：《信仰的职业》。——原注
- 二人于1878年和解。托尔斯泰写信向屠格涅夫致歉。1878年8月屠格涅夫造访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881年7月，托尔斯泰去拜访他，态度有了改变，既随和，又谦逊，简直换了一个人。——原注
- 见屠格涅夫给波隆斯基的信。
- 见1883年6月28日屠格涅夫寄自布吉瓦尔的信。
- 注意，德·沃居埃先生在责怪托尔斯泰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又用了托尔斯泰的语言。他说：“不管对与不对，也许为了惩罚我们，上天赐予我们这种既必须又美妙的毛病：思考……扔掉这个十字架是大逆不道的事。”见《俄罗斯小说》（1886）——然而，1883年托尔斯泰写信给他的姑母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说：“每个人都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是思想的工作，这工作不好，骄傲而又充满着诱惑。”（《未曾发表的书信集》第4页）——原注
- 普罗斯彼罗，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人物。
- 见《我们该怎么办？》第378—379页。
- 见《未发表的书信集》中1860年2月23日的信。——正因如此，他不喜欢屠格涅夫那种“忧郁而病态”的艺术。——原注
- 此信写于1887年10月4日，曾载于1902年的《半月谈》和1907年出版的《未发表的书信集》中。
- 皮维斯（1824—1898），法国十九世纪后期重要的壁画家；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勃克林（1827—1901），德国画家；克林格（1857—1920），德国画家、雕刻家。
- 于勒·布勒东和莱尔米特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画家。
- 这一点，待论及《克莱采奏鸣曲》时再谈。——原注
- 从1886年起，他变得更偏执了。在《我们该怎么办？》中，他还不敢碰贝多芬（也不敢碰莎士比亚），甚至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于向他挑战。“伽利略、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等的行动与廷德耳、雨果和瓦格纳之辈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什么关联一样。”（见《我们该怎么办？》第375页）——原注
- 他在第一幕结束之前便想走了。“对我来说，问题已经解决。我再也没什么疑问了。对一个居然能想象出这种场景的作者，还能有什么指望。我们大可预言他写的东西绝对都是次品。”——原注
- 为了在新流派的法国诗人中作选择，他突发奇想，“将每本诗集第28页上的诗抄录下来！”——原注
- 准确一点应该是：“第九交响乐并非团结所有人，而只联合少数人，且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原注
- 德雷福斯事件是发生在法国的一起著名冤案，当局为找借口掀起反犹运动，无端指控一名犹太军官出卖国家机密，真相大白后当局仍拒绝改正错误，引起社会公愤，左拉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
-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连法国军方——我不说全世界——也不感兴趣……”稍后他又说：“需要过若干年，人们才能从迷惘中醒来，明白他们绝弄不清楚德雷福斯有罪还是没罪，而每个人都有比德雷福斯事件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要关心。”（见《论莎士比亚》）——原注
- “《李尔王》是一出很糟的戏，粗制滥造，看了只能教人恶心和讨厌。”对《奥瑟罗》，托尔斯泰倒有点好感，因为作品在婚姻和嫉妒方面与他的想法一致，尽管是莎士比亚的坏戏中稍好的一部，但也不过是夸张性语言的堆砌；哈姆莱特这个人物没有任何性格，“不过是作者的一架留声机，陆陆续续地重复着作者的全部想法”；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等都因为“荒谬”才被托尔斯泰提到。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最自然的人物是《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莎士比亚的语言充满冷酷而愚蠢的插科打诨，与这个令人生厌的醉鬼那种伪善、虚荣、堕落的性格一拍即合”。托尔斯泰并非一直这样认为。1860至1870年之间，尤其是在他想写一部有关彼得大帝的历史剧那个时期，他倒是挺喜欢看莎士比亚的作品的。从他1869年的札记里甚至可以看到他将《哈姆雷特》看做是他写作的典范和导向。在提到他完成的作品《战争与和平》接近荷马史诗的理想之后，托尔斯泰又加了一句：“《哈姆莱特》和我未来的作品是小说家将诗运用到人物性格的描写上的结果。”——原注
- 他把他的幻想之作归入“坏艺术”之列（见《什么是艺术？》）。在谴责现代艺术时，他也毫不例外地谴责自己写的戏剧，说“它们缺乏构成未来戏剧基础的宗教意识”。——原注
- 或者更精确地说，“这是大河的流向”。——原注
- 从1873年起，托尔斯泰便这样写道：“你怎么想都可以，但你的每一个字都应该让运送印刷厂书籍的马车夫也能读懂。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写出来的东西一定错不了。”——原注
- 托尔斯泰自己做出了榜样。他为乡下孩子写的《读物四种》为全俄罗斯的宗教和世俗学校所采用。他的《民间故事集》为千万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国家杜马的前议员斯捷潘·阿尼金曾经写道：“在下层老百姓中间，托尔斯泰的名字是和‘书’的概念连在一起的。经常可以听见一个乡村小孩子在图书馆里这样天真地说：‘请给我一本好书，托尔斯泰写的！’他的意思是要一本厚书。”（见阿尼金1910年12月7日在日内瓦作的《纪念托尔斯泰》的讲话）——原注
- 对托尔斯泰来说，人类兄弟般的友爱还不是人类活动的归宿。他永不满足的灵魂使他除爱之外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理想：“也许有一天，科学会发现一种更崇高的艺术理想。且由艺术去实现。”——原注
- 表现在《克莱采奏鸣曲》和《黑暗的势力》之中。——原注
- 见巴黎《时报》1901年8月29日。
- 1856年，他的朋友德鲁吉宁对他说：“您的风格很不讲究，时而像一个革新派、一个大诗人，时而又像一个军官给同伴写信。如果您用爱去写则文风很美，但只要您态度冷漠，您的风格便混乱不堪，简直糟透了。”——原注
- 见《生活与作品》。1879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民来往密切。斯特拉科夫说，除了宗教之外，“他对语言也很感兴趣，他觉得人民的语言很美。每天，他都发现一些新词，每天他都把文学语言骂一通”。——原注
- 《两个老头》（1885）。
- 《哪里有爱，哪里便有上帝》（1885）。
- 见《人靠什么活着？》（1881）；——《三个老头儿》（1884）——《干儿子》（1886）。
- 该故事又称《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1886）。巴什基尔人答应以一千卢布的价钱，卖给帕霍姆在一天之内能圈下的所有土地，帕霍姆由于贪心，跑的圈太大，结果在太阳落山之时累得吐血而亡，最后他的归宿只是一个三俄尺长的小小墓穴。
- 一俄尺相当于0．71米。
- 见《纵火容易灭火难》（1885）。
- 见《蜡烛》（1885）及《傻子伊万的故事》。
- 他对戏剧直到1869至1870年冬季才产生兴趣，但立即乐此不疲。“整整一个冬天，我放下一切，只从事戏剧，好似一个人到四十岁才发现某个一直被忽略的主题，从中看到不少新鲜东西……我读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和莫里哀的剧作……我还想读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我卧病已久，在这种情况下，悲剧或喜剧人物便在我脑海里出现，栩栩如生……”（1870年2月17—21日给费特的信）——原注
- 见《黑暗的势力》第四幕。
- 这个悲剧的创作对托尔斯泰来说并非一件痛苦的事，他给捷涅罗莫写信说：“我生活很好，很快乐。这阵子我一直在写我这个剧本（《黑暗的势力》）。现在完成了。”（1887年1月）——原注
- 见《一个地主的早晨》最后部分。
- 见《战争与和平》。且不谈《阿尔贝特》（1857）这部描写一个天才音乐家的短篇小说。那是篇水平不高的作品。——原注
- 《青年》中有关于他如何艰苦学钢琴的幽默的叙述。——“钢琴是我用我的感情打动小姐们的手段。”
- 那是1876至1877年的事。
- 见别尔斯的《回忆托尔斯泰》。
- 意大利文：啊，我痛苦的爱情！
- 但他一直都很喜爱音乐。他晚年的朋友中就有音乐家戈登魏泽。此人1910年到亚斯纳亚附近消夏。在托尔斯泰生病的后期，几乎每天都来给他弹奏音乐。（详见1910年11月18日法国《辩论报》）——原注
- 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小说家，以描写农村生活闻名。
- 见1861年4月21日信。
- 见卡米尔·贝兰格著《托尔斯泰与音乐》，1911年1月4日《高卢人》报。
- 这里并不单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使他认为有“艺术性”的早期作品，托尔斯泰也认为“形式太造作”。——在一封写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将贝多芬、舒曼、柏辽兹和莫扎特、海顿相比，说他们“太肤浅，只注意效果”。——原注
- 据保罗·布瓦耶所述，“托尔斯泰叫人给他弹奏肖邦。到第四支叙事曲终了时，他已经满噙着眼泪。——‘噢！畜生！’他喊着，突然站起来走了。”（见巴黎《时代》杂志，1902年11月2日）
- 《主与仆》（1895）有点像是从《复活》以前所写的愤世小说向闪烁着天国仁慈光辉的《复活》的过渡。但人们觉得这部作品更接近《伊万·伊里奇之死》和《民间故事》而不是《复活》。直至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才在牺牲精神的感召下，从一个自私怯懦的人转变为高尚的人。《主与仆》的故事，大部分采用写实手法描写一个缺乏善心的主人和一个逆来顺受的仆人。一天夜里他们在草原上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做主人的最初想扔下仆人独自逃生，后来却折了回来，发现仆人冻得半死，便扑到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暖着他，这种自我奉献完全出自本能，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但他眼里充满泪水，似乎自己变成了被他救援的尼基塔，他的生命也已成了尼基塔的生命。——“尼基塔活着，因此我也仍然活着。”——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瓦西里。他想：“瓦西里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可我，我现在知道了！……”这时他听见了他所等待的声音（这里，他的梦境使人想起了《民间故事》中的一幕），那个刚才命令他扑到尼基塔身上的声音。他快活地喊道：“主啊，我来了！”于是他感到自己自由了，什么也拽不住他……他死了。——原注
- 见《复活》。
- 相反，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哥萨克》或者《塞瓦斯托波尔》等书中描写过的各种社会，他都曾涉猎，像贵族的沙龙、军队、农村生活等。他只需回忆一下就行了。——原注
- “人类身上总带有人类一切优点的萌芽。有时露出一种，有时露出另一种，因而往往变得和本身惯常的表现不同。在某些人身上，这些变化特别快。涅赫柳多夫就属于这类人。在肉体和精神的原因影响下，他内心会产生突然和彻底的变化。”（第1卷第258页）托尔斯泰也许想起了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他也娶了一个马斯洛娃般的女人。但德米特里粗暴而失常的气质，和涅赫柳多夫是有所不同的。——原注
- “他一生中，曾多次进行‘心灵的清扫’。他称之为精神危机。每当他发现内心生活节奏放慢，有时甚至停顿，便决定将堵塞在灵魂中的垃圾清除掉。危机过后，他必定给自己订立一些他发誓永远遵循的规则。于是写日记，开始新的生活。但每次都很快又跌回原来的起点，甚至比起点还低。”——原注
- 听说马斯洛娃又与一个男护士通奸时，涅赫柳多夫更下定决心要“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补赎这个女人的罪愆”。——原注
- 托尔斯泰描绘初期的涅赫柳多夫时，笔触雄健有力，充满自信，这是写其他人物时从没有过的。请看他描写涅赫柳多夫在法院第一次出庭前如何起床，又如何度过那天早晨的情形，真是精彩非凡。——原注
- 拉丁文：上帝外在于有机体。
- 见巴黎《时代》杂志。（1902年11月2日）
- 托尔斯泰视之为自己的重要作品之一：“我的那本书——《每日必读》文选是我的得意之作……”（见1909年7月27日至8月9日之间写给斯迪卡的信）——原注
- 这些作品大部分在托尔斯泰去世后出版。书目很长，其中主要有《日记——费奥多尔·库斯密奇老头遗作》、《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尸》（十二场剧）、《伪票据》、《破罐子阿廖沙》、《狂人日记》、《光在黑暗中闪烁》（五幕剧）、《一切优点都来自她》（民间短剧）以及一系列优秀的短篇小说：《舞会以后》、《我的梦境》、《科丁卡》等等。还有他的《日记》。从高加索时期一直到他死的前一天，包括他一生的四十多年，是一个伟大人物所写的最坦率的忏悔录。——原注
- 这部作品的原标题是：《只有一点是必须》。（《路加福音》第11章41节）——原注
- 1901年2月22日，托尔斯泰被东正教最高会议逐出教门。原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讽刺弥撒和圣体圣事。——原注
- 写的是有关土地国有化的事，见《弥天大罪》（1905）。——原注
- 勒鲁瓦·博里厄说，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人，祖居莫斯科，也是斯拉夫血统混有芬兰种的大俄罗斯人，从体型看，更接近平民而不是贵族”。（巴黎《两世界》杂志，1910年12月15日）——原注
- 见《世界末日》（1905—1906年1月）。托尔斯泰致一家美国报纸的电文中有这样的话：“地方自治会闹事的目的是限制专制政府的权力，并建立起一个代议制政府。不管其成功与否，结果必然会导致拖延真正的社会改革。政治动荡使人产生可以通过外部手段改善社会的有害幻想，阻碍真正的进步，这一点从所有立宪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的先例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社会运动》）一位夫人要求托尔斯泰参加一个普及民众教育促进委员会，他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长信答复这位夫人，信中对自由派还提出了其他非难：他们总扮演上当受骗的角色；出于害怕他们又成了贵族阶级的帮凶；他们参加政府使政府增加道义上的威望，而他们也习惯了妥协，很快便成为政权的工具。亚历山大二世说过，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为名便是为利而出卖自己。亚历山大三世毫无风险地消灭了父亲的自由主义事业：“自由主义分子们彼此低声说他们不喜欢这样做，但他们依然参与审讯，为国家服务，发行报刊。在报界，允许暗示的东西他们便暗示，禁止谈论的则缄口不谈，登载一切受命登载的文章。”尼古拉二世登基，他们仍然这样做。“当这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的年轻君主傲慢无理地回答人民的代表时，自由派们抗议了吗？根本没有……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只是对这位年轻沙皇的阿谀谄媚的祝贺声。”（《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83—306页）——原注
- 见《战争与革命》。在《复活》中，当最高法院审理马斯洛娃的案件时，参议院里有一个唯物主义的达尔文派坚决反对重新审理，因为他内心对涅赫柳多夫出于责任感竟诚心诚意地愿娶妓女一事很不以为然。一切对责任乃至宗教感情的表示，他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侮辱。——原注
- 《复活》里有这方面的典型，像诺沃德沃罗夫，此人煽动革命、极端虚荣和自私、既缺智慧又没有想象力，头脑简单、美丑不分，因而从不怀疑。还有如影随形跟在他后面的马尔盖，是因受到侮辱，渴望报复而走向革命的工人，热爱他根本不懂的科学，盲目反对教会，崇尚苦行主义。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1906）中，也有几个新一代革命者的样本，如罗曼和他的朋友，他们看不起老一代的恐怖主义者，企图以科学的方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将从事农业的老百姓转变为从事工业的人民。
- 致日本友人阿部畏三的信。（《未出版的书信集》1904年版）
- 见捷涅罗莫记录的《托尔斯泰隽语录》中有关社会主义的章节。
- 冉·若莱斯，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被暗杀。
- 《托尔斯泰与保罗·布瓦耶谈话录》，见巴黎《时代》杂志，1902年11月4日。
- 见《世界的末日》。
- 指日俄战争。
- “最残酷的奴役就是被剥夺了土地，因为做一个主人的奴隶不过是受一个人奴役。如果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权利便成了所有人的奴隶。”（《世界的末日》第7章）——原注
- 其实俄罗斯情况特殊。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错误在于将俄罗斯的情况扩大到所有欧洲国家，那么他对自己身旁的痛苦感受最深，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可以看看《弥天大罪》中他在去图拉的路上和农民的谈话。这些农民都缺吃少穿，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心底里都希望能把土地还给他们。农民占俄罗斯人口百分之八十。托尔斯泰说，由于地主占领了土地，一亿人没有饭吃。如果你跟他们说，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有新闻自由，政教分离，国家代议制度，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的话，不等于肆无忌惮地开他们的玩笑么。“有些人似乎到处寻找改善人民群众现状的办法，使人想起戏台上的情景，当所有观众都看得见藏着的演员时，同演这场戏的其他演员当然也看得见，但都装作看不见，反而努力想分散彼此的注意力。”
只有还地于民，除此别无他法。为了解决这个土地问题，托尔斯泰鼓吹亨利·乔治的理论和他对土地的价值实行单一税制的计划。这是他的经济福音书，以后还不断地提到。他笃信这一理论并经常在作品里大段引用亨利·乔治的言论。——原注
- “勿抗恶原则是整幢大厦最重要的拱顶。接受互助法则而不懂得勿抗恶的道理，无异于盖房子而不将拱顶放在中间位置，这是不行的。”（《世界的末日》）——原注
- 瓦里亚基人（Variagues），古代俄国对诺曼人的称呼。该民族于八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惯于抢劫、掳掠。
- 在190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12页），托尔斯泰抱怨别人曲解了他的不抵抗原则。他说，人们将“勿以恶抗恶”……和“勿抗恶”也就是说，“不要理会恶”混淆了“……其实反对恶是基督教的惟一目标，而勿抗恶则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原注
- 见《世界的末日》。
- 见《世界的末日》。
- 托尔斯泰谴责地方自治会的动乱以后，高尔基说出了朋友们的不满，写道：“此人已成为他思想的奴隶。他孤立于俄罗斯生活之外已经很久了，他不再倾听人民的声音。他翱翔于俄罗斯之上，他飞得太高了。”——原注
- 没有受到迫害使他极其痛苦。他渴望受苦受难，但政府很聪明，不满足他的愿望。“在我周围，我的朋友在受迫害，惟独饶了我，虽然我是他们中间最有害的。显然，我不值得受迫害。我为此感到惭愧。”（《致捷涅罗莫书》，1892，《未发表的书信集》第184页）“我仍自由，这使我很痛苦。”（《致捷涅罗莫书》，1894年6月1日，同上，第188页）天晓得他干了那么多事怎能太平无事。他辱骂历代沙皇，他攻击国家，“这个人们为之牺牲生命、自由和良知的讨厌偶像”（《世界的末日》）——请看《复活》中他叙述的俄罗斯简史吧。简直是一大串魔鬼：“伊凡雷帝精神失常，彼得大帝是酒鬼，叶卡捷琳娜是无知的厨娘，伊丽莎白腐化堕落，保罗蜕化变质，亚历山大一世是弑父凶手”（他是托尔斯泰惟一手下留情的人），“尼古拉一世残忍而无知，亚历山大二世毫不聪明，是个坏蛋，亚历山大三世肯定是个愚蠢、粗暴和无知的人，尼古拉二世是个天真的骑兵军官，周围有一群流氓，是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弄不清楚的年轻人。”——原注
- 见1905年1月19日致逃兵龚察连科的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64页。——原注
- 1900年致友人的信。（《书信集》第308—309页）——原注
- 1905年2月12日致龚察连科的信。（同上，第265页）——原注
- 1879年致高加索杜霍博尔人的信。（同上，第240页）——原注
- 1905年1月19日致龚察连科的信。（同上，第264页）——原注
- 希罗德（又译希律），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帝国派驻巴勒斯坦属地的分封王，在位期间曾审判耶稣，处死施洗者约翰。——原注
- 1901年11月致友人的信。（《书信集》第326页）
- 他拼命想证明原文的意思被歪曲了，第二诫精确的句子应该是：“像爱他（上帝）一样爱你的邻人。”（《与捷涅罗莫的谈话》）——原注
- 1906年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81页）
- 在1906的信中，托尔斯泰已表示了这种担心。——原注
- “既然接受私有制，就大可不必拒绝服兵役和警役了，因为私有制全靠兵役和警役维持。服兵役和警役，同时又从私有制中获得好处的人，比起享受私有制而又拒绝一切服役的人，行为要高尚得多。”（1899年致加拿大杜霍博尔人的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48—260页）——原注
- 《与捷涅罗莫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智慧的犹太民族，沉浸在圣经里，看不见千秋万代在他的头上坍塌，看不见各个民族在地球上出现又消失。”——原注
- “在现代国家血淋淋的国家恐怖行为中，看到了欧洲的进步，想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这是滔天的罪行。”（同上）——原注
- 《告政治家书》（1905）。
- 1906年11月7日致保罗·萨巴蒂埃书。（《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75页）
- 1892年6月和1901年11月致朋友书。
- 《战争与革命》。
- 给一个朋友的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54—355页）
- 也许这是指《一个杜霍博尔人的故事》，该小说是托尔斯泰未发表的作品。——原注
- “你想象一下，所有掌握真理的人聚在一起，定居在一个岛上。难道这就是生活？”（1901年3月给朋友的信，《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25页）——原注
- 汪达尔人，古日耳曼族的一个部落，曾于公元429年进入北非，439年攻占迦太基，建立汪达尔国。455年渡海攻陷罗马，掠城十四天，毁坏大批文化艺术珍品。故后世将毁坏文物、艺术品者称作汪达尔人。
- 1892年5月16日，托尔斯泰看见他妻子因一个小男孩之死而感到伤心，想安慰她，但毫无办法。
- 见托尔斯泰夫人1883年1月的信。
- “我从来不责怪人不信仰宗教。最坏的是一面撒谎，一面假装信教。”稍后又说：“但愿上帝别让我们假装有爱心，因为那比恨更糟糕。”（《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44、348页）——原注
- 见法国《两世界》杂志，1910年12月15日。
- 见法国《两世界》杂志，1910年12月15日。
- 1903年12月10日致朋友书。
- 致友人书。
- 他似乎在晚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受到其挚友契诃夫的不少影响。契诃夫旅居英国多年，曾经拿出全部家财出版并宣传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他受到托尔斯泰一个儿子莱翁的猛烈攻击。尽管有人怪他思想偏执，但谁也没有怀疑他对朋友的侠肝义胆。我们并不认为托尔斯泰某些不近人情的狠心举动（例如立遗嘱褫夺妻子对他所有著作，包括私人信件的继承权）是受这位朋友的影响，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契诃夫比托尔斯泰更看重托尔斯泰本人的荣誉。——原注
- 《真理联盟》在其1911年1月1日的《通讯栏》中刊登了关于这次逃亡的记载：
1910年10月28日（实为11月10日）凌晨五点，托尔斯泰突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和他在一起的是医生马科维茨基。被契诃夫称作“他最亲密的同党”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这次秘密出走。当晚六点钟，托尔斯泰来到俄罗斯最著名的寺院奥普蒂纳修道院。此前他曾到此进香。他在这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篇有关死刑的长文。10月29日（实为11月11日）晚，他到达他妹妹玛丽出家的沙莫基诺修道院。他和妹妹一起吃了晚饭，并向妹妹表示想在奥普蒂纳度过余生，“做什么低贱的工作都行，条件是别强迫他上教堂”。他在沙莫基诺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到附近的村庄散步，想找个住所。下午又见到他妹妹。五点钟，他女儿亚历山德拉出乎意料地来了。大概想通知他，他的出走已被发现，人们正到处找他。他们忙连夜动身。“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和马科维茨基起程去科塞尔斯克东站，大概想去南方各省，也许是去高加索杜霍博尔人的聚居点。”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病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久在那里去世。——原注
- 187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有一段写得很美：“世界上有些人没有翅膀，身子沉重。他们在人间骚动。其中亦有强者如拿破仑。他们在人类留下可怕的痕迹，制造不和，但总飞不起来。——有的人让自己长出翅膀，慢慢飞起并翱翔，这是僧侣。有的人身体很轻，容易升空，但又会掉下来，那是好心的理想主义者。——有的人长着强有力的翅膀……——有的是天上的人，因为爱人类而收起双翼，落到人间，教人飞翔。然后，等用不着他们了便返回天上。那是基督。”——原注
- “人只有在为生活而陶醉时才活着。”（《忏悔录》，1879）“我为生活而疯狂……这是夏天，美好的夏天。今年，我斗争了很久。但大自然的美征服了我。我感到了生的欢乐。”（1880年7月致费特书）——这几行是他正为宗教而苦恼的时候写的。——原注
- 他在1865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死的念头……”“我希望并喜欢永生。”——原注
- 我为在我内心汹涌澎湃的怒潮感到高兴和陶醉。当我感觉到时，我故意推波助澜，因为它对我能起镇静的作用，使我至少在短期内具有巨大的弹性、精力，使我全身心的能量都迸发出来。（见《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1857），即《卢塞恩》）——原注
- 大自然一直是托尔斯泰“最好的朋友”。他常爱这样说：“有朋友当然好，但朋友会死，会到别的地方，你不能总跟着他，而大自然，可以通过买卖契约或遗产继承的方式拥有，比朋友好多了。我的自然冷酷、累赘、又有诸多要求，但它一直到死都是你的朋友，你死了以后，便可以进到它里面去。”（1861年5月19日致费特书，《未发表的书信集》第36页）他与大自然共生死，至春天而复苏（“三月和四月是我工作的最好时光。”——1877年3月23日致费特书）；到了秋末便变得迟钝（“对我来说，这是死一般的季节，我不思考，也不写作，我浑浑噩噩，但很舒服。”——1869年10月21日致费特书）。
但与他心灵相通的自然是亚斯纳亚他家里的自然。虽然在他出游瑞士的时候，他写过很优美的日内瓦湖游记，但那到底是异乡，而他与故乡的关系则显得更亲密、更融洽：“我躺在自然的怀抱，暖风吹拂在无垠的大地，周围绿草如茵，覆盖着连绵的原野。树影摇曳，照到我的脸上。远处林木，其色如黛，天空蔚蓝，一望无际。我并非孤单一人享受这自然，我身旁有千百只唧唧鸣叫的昆虫，婉转歌唱的鸟雀。此时此地，我爱自然。而我从自然中得到的最大享受，就是成为自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里（瑞士），美景一望无际，但我却与它们毫无关联。”（1857年5月）——原注
- 和保罗·布瓦耶的谈话。（巴黎《时代》杂志，1901年8月28日）
事实上，人们往往的确会弄混。如卢梭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朱丽临死时有关信仰的那番话：“我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但我说相信的，我一直都相信。这就是属于我的一切。”
试将这一段与托尔斯泰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信相比较：“我的信仰可能使人感到不自在和不高兴。我不能改变信仰就如同我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体一样。我来自上帝，而在准备回到上帝身边的时刻，我只能相信我相信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答克利斯朵夫·德·博蒙书》，那简直是托尔斯泰的手笔：“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主告诉我，凡是爱兄弟同胞的人便符合了戒律。”
请再看下面这一段：“整段主日祈祷可归纳为这句话：诚心所愿！”（卢梭《山中来信》之三）
再与下面这段比较：
“我用‘天主经’代替一切祈祷文。我们能向上帝祈求的，可以更高度地概括为一句：‘诚心所愿！’”（托尔斯泰高加索《日记》，1852—1853）
二人在思想上的相似不仅在宗教方面，在艺术上也如此。卢梭说：“写作艺术的第一条规则是要说得清楚，将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
托尔斯泰则说：“你怎样想都可以，但要使大家懂得你写的每句话。文字清楚，写出来的东西一定错不了。”
我还说过，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对巴黎歌剧院的讽刺性描写与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的批评文字非常相像。——原注
- 1903年1月6日的《日记》，比鲁科夫：《托尔斯泰的生平和作品》第1卷《回忆录》的前言。
- 致比鲁科夫书。
-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
- “真理，……是我道德观念留下的惟一东西，是我还要完成的惟一事业。”（1860年10月17日）——原注
- “对人类来说，爱是灵魂的自然境界，但这一点，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在喀山念书时的《日记》）——原注
- “真理向爱敞开大门……”“我将真理放置在爱的统一上……”（《忏悔录》，1879—1881）
- “你总提力量？力量的基础是爱，”安娜说，“爱可不是随随便便给的。”（见《安娜·卡列宁娜》第2卷第270页）——原注
- “美和爱是生命的两大意义。”（见《战争与和平》第2卷第285页）——原注
- “我信仰上帝，上帝对我来说，就是爱。”见《致东正教最高会议书》（1901）——“是的，爱！……不是自私的爱，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爱。当我看到我身旁垂死的敌人，我爱他……这种爱是灵魂的本质。爱邻人、爱敌人、爱大家和每一个人这是爱上帝的种种表现！……爱一个我们爱的人，这是人的爱，而爱敌人则几乎是神的爱了！……”（《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临终前的话）——原注
- 意大利文：生命旅程的中段。
- 拉丁文：要有光。原系《旧约·创世记》中上帝所言，指照耀人类心灵之光。
- “艺术家对其题材的热爱是艺术的心灵。没有爱就不可能有艺术品。”（1889年9月的信）——原注
- “我写书，因此我知道书的害处……”（1897年11月29日致杜霍博尔人的领袖韦里金书，《未发表的书信集》第241页）——原注
- 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同名戏剧中的主人公。
- 参看《一个地主的早晨》或《忏悔录》中的人物。这些人普普通通，心地善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心安理得，乐天知命，完全是极度理想化的描写。又如《复活》第二部分的结尾，当涅赫柳多夫遇见干活回来的工人时，眼前便出现“一种新的人类，一个新的世界”。——原注
- “一个基督徒在精神上不可能比别人高或者低。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不管处于何等层次，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前进得越快，便越是基督徒。那个法利赛人在德行上停滞不前，比之在十字架上追思己错而感到后悔、灵魂还不断追求理想的强盗，更缺乏基督徒的意味。”（《残酷的取乐》）——原注
- 拉丁文：人类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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