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55)_罗曼·罗兰

五五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82]，他看见一个流浪的小歌手。寓居施韦茨霍夫的英国有钱人不愿掏钱施舍，于是，他在《D.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中写道，他鄙视自由主义者死抱着一切幻想，也鄙视那些“在善与恶的海洋上划出假想界线”的人。

　　对他们来说，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这种假想的认识摧毁了本能的、原始的，也就是最美好的需要。但谁能界定何谓自由、何谓专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又有什么地方不是善恶共存的呢？我们心里只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领路人，那就是鼓励我们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

　　回到俄罗斯的故乡亚斯纳亚之后，他重又关注起农民问题，^[83]这并非他对民众已经不抱幻想。他写道：

　　不管声称民众通情达理的卫道士们怎么说，民众或许是个好人的集合体，但他们凑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兽性和可耻的一面，这恰恰反映出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酷。

　　因此，他的工作对象并非群体，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童的个人良知。因为这才是希望之所在。他创办了几所学校，但不知道教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到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又一次旅居欧洲。^[84]

　　他研究了多种教育理论。不用说，都没有采纳。他去过两次马赛，发现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他觉得学校很可笑——通过报刊、博物馆、图书馆、街道和现实生活来进行，他称这一切为“意识不到的”，或者“自发的学校”。自发的学校是相对于他认为有害而愚蠢的强制性学校而言。这就是他想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创建和试办的学校^[85]。他的宗旨是自由。他不允许一小撮所谓精英分子，即“自由主义特权社会”将自己的学问和错误强加给他们所不了解的民众。他们无权这样做。

　　这种强迫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培养不出“人类需要的人才，而只能培养出堕落社会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或者毫无目的地离开了原来的环境、虚度了青春、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的人——病态的、易怒的自由主义分子”^[86]。该让人民说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看重“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学习的阅读和书写艺术”，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需要。你就想办法了解这些需要，并帮助他们去满足这些需要吧！

　　托尔斯泰一直是革命的保守派，他努力想将这些自由的理论在亚斯纳亚付诸实践，说他教学生，倒不如说他和学生一起学习。^[87]同时，他还努力将一种更人道的精神引进农业经营之中。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克拉比夫纳县的土地仲裁人，保护老百姓反对地主和国家滥用职权。

　　我们别以为这项社会活动能给他带来满足，使他全身心地投入。他仍然摆脱不了与此对立的一些欲望。尽管他努力接近民众，却一直喜欢社交，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有时寻欢作乐的愿望会重新萌发，有时是由于好动。他曾因猎熊几乎送命。赌起钱来输赢很大。甚至被他看不起的彼得堡文学界也仍然能对他产生影响。从这些误区走出来，由于厌恶，他深深陷入烦恼。这个时期的作品不幸也带有这种艺术上和思想上不稳定的痕迹。《两个骠骑兵》（1856）有追求风雅的倾向，一派纨绔子弟的浮华浪荡作风，让托尔斯泰自己看了很不舒服；一八五七年在第戎写的《阿尔贝特》，单薄、古怪，缺乏托尔斯泰惯有的深度和精确度；《记分员笔记》（1856）^[88]比较引人注目，但写得匆忙，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自己感到厌恶。他的化身涅赫柳多夫公爵在赌场里自杀了：

　　他什么都有：财富、名望、才气、崇高的理想；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他扼杀了自己的心灵、自己的青春；他的堕落甚至没有强烈的欲望作借口，而是由于意志薄弱。

　　即使大限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怪的言行不一，同样的游移不决，同样轻浮的思想……

　　死亡……这时，死亡开始经常在托尔斯泰的脑际萦回。《三死者》（1858—1859）已经预示了《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那种阴暗的分析，垂死者的孤独感、对生者的仇恨，他绝望地询问：“为什么？”这部描写三个死者的三部曲（三个死者是有钱的贵妇、患肺病的老车夫和被伐倒的白桦树）确有其伟大之处；肖像刻画细腻，形象相当动人，尽管作品享誉过高，但结构松散，白桦树之死也缺乏使托尔斯泰的风景描写产生美感的那种清晰确切的诗意。从整体来看，我们还不清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还是道德的意图。

　　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他在莫斯科俄罗斯文艺爱好者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演说，颂扬为艺术而艺术^[89]。倒是该协会的会长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敬之后，与他唱反调，捍卫为社会和道德而艺术。^[90]

　　一年以后，即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心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在耶尔去世^[91]，托尔斯泰受此打击，几乎“动摇了对善、对一切的信念”，并放弃了艺术：

　　真相是可怕的……当然，只要存在想知道真相并将其说出来的愿望，人们总会想办法知道真相并将其说出来。这是我道德观念中剩下的惟一东西，是我惟一要做的事情，但并不以艺术的形式去做。艺术是撒谎，而我再也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了。^[92]

　　然而，不到六个月以后，他写了《波利库什卡》^[93]，重又回到“美丽的谎言”中，这部作品除了隐含着对金钱及其罪恶势力的诅咒之外，也许是他的道德意图最少、纯粹为艺术而写的作品了，当然也不失为一部杰作。其缺点只是观察过分纷繁，素材过多，足可写一部长篇巨著，结尾也太惨烈，与充满幽默感的开头形成过分强烈、甚至有点残酷的对照。^[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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