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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除了和家庭的联系,米开朗琪罗还有不少知名的或出类拔萃的朋友。[292]尽管他性格孤僻,但若以为他像贝多芬一样,表现得像个多瑙河的农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意大利的上层人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世家子弟的优雅气质。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圣马可花园,在卓越伟大的洛伦佐身边度过的。从那时起,他就和意大利的大贵族、亲王、主教、文人[293]、艺术家[294]中所有的佼佼者有联系。他和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斗智[295],和贝内代洛·瓦尔奇通信,和路易吉·德尔·里奇奥、多纳托·吉阿诺蒂交换诗稿。人们收集研究他的谈话、他对艺术的深刻论述,还有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对但丁的理解和看法。罗马的一位贵妇[296]写到他时说,在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绅士,这样的人品在欧洲都很罕见”。

  在吉阿诺蒂及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写的《对话录》中,可以看出他周到的礼貌和待人处事的习惯。从他给亲王们的某些信中,甚至能看出他不难成为一位无懈可击的廷臣。社会从未规避他,是他自己要和社会保持距离,他全凭自己去赢得生活的胜利。对意大利而言,他是天才的化身。到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几年,已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硕果仅存的巨人,他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整个世纪的光荣都体现在他身上。不仅艺术家们将他视为超人[297],王公们在他的权威面前,也得礼让三分。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卡捷琳娜·梅迪契向他致敬。[298]科斯梅·德·梅迪契大公想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299]他到罗马的时候,以平起平坐的礼节对待米开朗琪罗,请他坐在他身边,和他亲密地交谈(1560年11月)。科斯梅大公的儿子弗朗切斯科·德·梅迪契接待他时,把帽子拿在手中,“对这位旷世奇才表示莫大的敬意”(1561年10月)。人们对他“崇高的德行”如对他的天才一般敬重。他的晚年像歌德、雨果一样为荣誉所环绕。但他是另一类型的人,既不像歌德那样渴望成为众所周知的人,也不像雨果那样尊重资产者;他独立不羁,不受社会和现存秩序的约束。他蔑视光荣,蔑视社会,若说他为教皇们服务,那只是“迫不得已”,且不说他还毫不讳言“甚至教皇们和他谈话或派人去请他时,有时也招他厌烦和生气”,而且,“哪怕他们下命令,他要是没安排出时间,照样不去”。[300]

  当一个人因天性和教育的结果,成为憎恨虚礼俗套的人,倘若不让他按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生活,那就太不通情理了。倘若他既不向你要求什么,也不招惹你那个群体,为什么你要去招惹他呢?为什么要强迫他去迁就那些与他的远离社会相抵触的无聊小事呢?不顾及自己的天才,而只想取悦于一般傻瓜的人,绝不是一个高尚卓越的人。[301]

  他和社会只保持必不可少的联系,或者单纯思想文化上的交往。他不让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教皇、王公也好,文人、艺术家也好,在他的生活中都只占很小的位置。甚至他们当中他真正抱有好感的一小部分人,他也很少与之建立持久的友谊。他爱他的朋友,很宽厚地对待他们,但是他的暴躁、骄傲和多疑,常常把那些最感激他的朋友变成他的死敌。有一天,他写了这样一封优美而感伤的信:

  可怜的忘恩负义者,天性就是如此,你在他陷于困境时帮助他,他说你给予他的他早就给过你了。你给他工作以示关心,他认为你是不得不委托他做这件事,因为你自己不会。他受到的所有恩惠,他都说施恩者是迫不得已。如果这些恩惠太明显,他不可能加以否认时,忘恩负义者会长时间地等待着,直到有朝一日给他好处的人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便抓住借口说他的坏话,而且就此摆脱他所欠下的所有情分。人们总是这样对待我,可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来求我时,我不给他一些好处的,而且总是出自真心。尔后,他们便借口我脾气古怪,性格癫狂,把我说成精神病患者,只会干错事,借此诬蔑、诽谤我:这就是对所有善良人的奖励。[302]

  ***

  在他自己家里,他有一些相当忠实的助手,但大都是平庸的人。人们猜测他挑选平庸之辈,是为了要他们充当驯服工具,而不是合作者,何况,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龚迪维说:

  许多人责备他不愿教他那些助手,事实不是这样:相反,他很愿意教他们,倒霉的是他不是遇上低能儿,就是遇上有能力而没有恒心的人,他们刚跟他学了几个月,就自以为是大师了。

  毫无疑问,他对助手的要求首先是绝对的服从。对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他冷酷无情;而对那些谦恭而忠实的信徒,则无比的宽厚仁慈。懒惰的乌尔巴诺“简直不愿干活”[303],而他还振振有词:因为他一干活,就会笨手笨脚地把作品弄坏,乃至根本无法补救,弥涅瓦的《基督像》就是一例。某次他生病,受到米开朗琪罗慈父般的照顾,所以他称之为“亲爱的,最好的父亲般”的米开朗琪罗。[304]皮埃罗·迪·吉阿诺托被他“爱之若子”;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洛转到安德烈·多里亚处服务时,伤心地恳求重新回到他这儿来;安东尼奥·米尼的动人故事,是米开朗琪罗对待助手们慷慨大度的一例。

  据瓦萨里描述,米尼在他的学徒中,算是很有毅力,却不大聪明的一个。他爱着佛罗伦萨一个穷寡妇的女儿。按他父母的意见,米开朗琪罗要他离开佛罗伦萨。安东尼奥愿意去法国,米开朗琪罗送给他一份可观的大礼:“所有的素描,所有的画稿,还有《勒达》[305],包括为此做的全部模型,无论是蜡制的还是粘土制的。”他带着这批财宝动身了(1531)。但是,打击米开朗琪罗宏伟设想的厄运,更严峻地落到了他卑微的朋友身上。安东尼奥到了巴黎,想将《勒达》面呈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时不在,他便将画寄存在一个朋友,意大利人朱利亚诺·博纳科尔西那里,回到自己所在的里昂。几个月后,他返回巴黎,《勒达》却不见了:原来博纳科尔西私自把它卖给了弗朗索瓦一世。安东尼奥气坏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无法自卫,流落在这异域的城市中,于一五五三年末忧愤而死。

  在所有的助手中,米开朗琪罗最喜爱,且因他的关爱而成为不朽的,则是弗朗切斯科·达马多雷,别号乌尔比诺,来自卡斯台尔·杜朗台。他从一五三〇年来到米开朗琪罗工作室,在米开朗琪罗指导下修建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米开朗琪罗为他在自己身后的前途操心。

  “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他问他。

  “那我就去给别人干。”乌尔比诺回答。

  “喔,可怜的人!”米开朗琪罗说,“我要把你救出苦海。”

  于是他一下子给了他两千埃居,这样的馈赠只有皇帝和教皇才做得到。[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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