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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述作品中，让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不少作品充满雄壮有力的行进和战斗的节奏，《第二交响乐》中的“快板”和“终曲”尤其如此，《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中的第一章，其慷慨激昂更不待言。音乐的战斗气息使人不禁回想起产生它的年代。大革命波及维也纳，贝多芬也被卷了进去。骑士德·赛弗里德说：“他和挚友在一起时喜欢指点江山，且头脑清晰、目光敏锐、极有判断力。”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 　　他晚年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也这样说：“他挚爱共和原则，赞同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独立……他盼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管理国家……盼望法国实行普选，盼望拿破仑建立普选制度，从而营造全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像一个受普卢塔克思想熏陶的古罗马革命者，满怀豪情，梦想有一个由胜利之神，即首席执政缔造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写出了帝国的史诗，曾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乐》（1804）[39]以及光荣史诗《C小调交响乐》，即《第五交响乐》（1805—1808）的终曲。这是第一阕真正的革命音乐：时代精神在其中得以再现，强烈而且纯真，恰如当时的重大事件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激起的强烈而纯真的回响，其印象即使接触到现实也不会有所减损。 　　作品里贝多芬的形象也染上了那些史诗式战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对这些战争都有所反映，尽管贝多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科里奥兰纳斯序曲》（1807）中，我们会听到狂风呼啸，暴雨喧腾；《第四四重奏》（作品第18号）第一章也与上述序曲不相上下。关于《热情奏鸣曲》（作品第57号，1804），俾斯麦曾说：“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支曲子，我一定会勇气倍增。”[40]这支奏鸣曲，还有《哀格蒙特》的总谱，直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及《降E调协奏曲》（作品第73号，1809），精湛的技巧表现英雄气势，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而这一切又何足为怪呢？在写《英雄的葬礼进行曲》（作品第26号的奏鸣曲）时，比波拿巴更接近于《英雄交响乐》所讴歌的理想英雄的奥什[41]将军，刚刚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至今仍耸立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上。即使当时贝多芬还不知道奥什牺牲的消息，但在维也纳，他曾亲眼目睹革命的两次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法国军官出席观看他的歌剧《费德丽奥》的首演。他还将《英雄交响乐》和《第五交响乐》题献给攻陷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正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洛布科维茨家里。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42]。不久，贝多芬便对法国征服者产生了憎恨之情，但仍然狂热地崇拜他们史诗般的业绩，没有他这种感情的人，对他那歌颂赫赫军功和凯旋的音乐只可能一知半解。 　　＊＊＊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第五交响乐》的创作，一反往日的习惯，连草稿也不打，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第四交响乐》。他眼前出现了幸福的曙光。一八〇六年，他和特蕾泽·德·布伦瑞克[43]订了婚。贝多芬移居维也纳初期，特蕾泽还是小姑娘，跟他上过钢琴课。从这个时候起，她便爱上了他。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一八〇六年，贝多芬在匈牙利玛尔托伐萨他们家做客时，两人才彼此相爱。特蕾泽回忆这段幸福的日子时，曾经这样写道：[44]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晚饭以后，月华如水，贝多芬坐到钢琴面前，将手掌平放，轻抚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知道，这是他弹琴的前奏。接着，他弹了几个低音和弦，然后以一种神秘而庄重的神色，缓慢地弹了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如你以心相许，不妨秘而不宣；我俩灵犀相通，谁能猜出端详。[45] 　　母亲和神父都已就寝，家兄正严肃地定睛思考。他的歌声和目光渗入我心深处，让我觉得生活格外充盈丰满。翌日早上，我们在公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人公仿佛就在我心中，在我眼前。我走到哪儿，停在哪儿，她总是与我同在。我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境界。一切都那么明亮、纯净、清晰。在这以前，我像神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拾石头而看不见路上美丽的鲜花……”一八〇六年，我和他订婚时，只有我亲爱的兄长弗朗索瓦同意。 　　 　　＜特蕾泽·布伦瑞克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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