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22)_儒勒·凡尔纳

二二

　　▼十海洋人

　　说这话的人是艇长。

　　听到这话，内德·兰德腾地站起来。被掐得半死的侍者，看到主人朝他打手势，便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艇长在自己的潜艇上威望极高，侍者对那加拿大人没流露出丝毫应有的怨恨。孔塞伊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我愣在那里，我们一起静静地等着，看这个场面如何了结。

　　艇长靠在桌角上，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非常专注地打量着我们。他对说话还是不说话感到犹豫？要不就是对刚才用法语说的几句话后悔了？可能两者都有。

　　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想打破这种寂静。沉默一阵以后，他说话了，声音平静，但是动听：

　　“先生们，我能够说法语、英语、德语和拉丁语。我本可以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跟你们交谈的；但是，我想先认识认识你们，然后再考虑考虑。你们用四种语言讲的故事，内容绝对相似，使我确信了你们的身份。我现在知道，命运为我带到眼前的，是被派往国外、肩负科研使命的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他的仆人孔塞伊，还有美利坚合众国国家海军驱逐舰‘亚伯拉罕·林肯’号上的捕鲸手、加拿大人内德·兰德。”

　　我欠了欠身，意思是他说得对。艇长不是在问我，因此用不着回答。这个人说起话来十分自如，不带一点口音。他说出的句子清晰，用词准确，是个非常善于辞令的人。不过，我“感觉”不到他是我的同胞。

　　他接着讲下去：

　　“先生，您可能觉得我这第二次造访来得太迟了些。那是因为，弄清楚您的身份以后，我要再三权衡一下将要对您采取的做法。我非常犹豫。最令人不快的事态把您带到我面前，而我是一个已经和人类断绝了关系的人。您的到来扰乱了我的生活……”

　　“不是故意的。”我说。

　　“不是故意的？”陌生人问，稍微提高了点声音，“‘亚伯拉罕·林肯’号在大海上追逐我，难道不是故意的？您本人登上那艘驱逐舰，难道不是故意的？你们的炮弹打在我的艇上，难道不是故意的？内德·兰德师傅用捕鲸叉叉我，难道也不是故意的？”

　　他的话里带着一股怒气，使我感到吃惊。不过，对他的非难，我可以做出非常合理的回答，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先生，”我说，“关于您，在美洲和欧洲有什么样的议论，您可能并不知道。您可能也不知道，由您这艘潜水艇的撞击造成的多起海上意外事故，对两个大陆公众舆论产生了多大的冲击。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秘密掌握在您一个人手里；为了把这一现象搞清楚，我们做了多少种假设，我就不跟您细说了。但是您要知道，追您一直追到太平洋，‘亚伯拉罕·林肯’号还一直认为是在追一头力大无比的海上怪物，想不惜一切代价，把它从海洋里清除出去呢！”

　　艇长微微笑了笑，接着，他又以更为平静的语调说下去：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说，“您敢肯定，您的那艘驱逐舰不会像追击一头怪物那样，追击一艘潜水艇吗？”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因为，法拉格特舰长肯定是不会犹豫的。他认为，摧毁这类舰艇，像杀死一头巨大的独角鲸一样，是自己的责任。

　　“因此，您也就能够理解，先生，”陌生人接着说道，“我有权把你们当敌人对待。”

　　我什么话也没回答，还有什么可说的？在强权能够战胜公理的时候，讨论类似他说的这种话，能有什么好处？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艇长接着说，“我没有义务款待你们。如果我不得不把你们打发掉，我也就没有任何兴趣再和你们见面。你们曾在这艘潜艇的平台上避难，我可以把你们再放回那里去，然后我下潜到海底，从此把这件事忘掉。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

　　“这可能是野蛮人的权利，”我回答道，“但不是文明人的权利。”

　　“教授先生，我并非您所谓的文明人！”艇长激烈地反驳说，“我已经和整个社会断绝了关系，理由是否正确，只有我一个人有权做出判断。因此，我不再服从那个社会的法则，我还要奉劝您，永远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那些法则！”

　　话说得清清楚楚。愤怒的目光在他眼里一闪而过，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人有过很可怕的经历。他不仅置身于人类的法律之外，还把自己变得绝对地独立和自由，受不到任何伤害！既然他在海面上就使针对他的种种企图都落了空，谁还敢在海底追逐他？什么样的船能抵得住他这艘潜艇的攻击？什么样的铁甲，不管有多厚，能够经受得住他这艘潜艇冲角的冲撞？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如果他相信上帝，如果他有良心，那么，能够对他做出评判的就只有他所依赖的上帝和良心。

　　这些想法从我头脑中一闪而过。这个时候，那怪人没有说话，好像在全神贯注地思考什么。我打量着他，心情复杂，既恐惧，又好奇，可能像俄狄浦斯打量斯芬克斯^[29]的时候一样。

　　经过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艇长又说起话来：

　　“因此我犹豫。”他说，“不过，我也想过，我的利益也许能够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恻隐之心一致起来。既然命运把你们带到我的艇上，你们就可以待在这里。你们在艇上是自由的，为了换取这种相当有限的自由，我要您遵守的条件只有一个。只要您说句话，说您答应这个条件，于我也就够了。”

　　“先生，请讲。”我答道，“我想，那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能够接受的条件吧？”

　　“是的，先生。条件是：在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时，我要把你们关在自己的舱室里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这要视情况而定。因为我想永远不诉诸暴力，所以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各位要比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显得更加服从。能够这样做，就一切都由我负责，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不能让你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这个条件，您接受吗？”

　　这就是说，艇上至少有些怪事，是尚未置身于社会法律之外的人不应该看到的！和后来令我感到吃惊的种种事件相比，我此刻感到的惊诧应该不是最小的。

　　“我们接受。”我答道，“只是，先生，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就一个。”

　　“您提吧，先生。”

　　“您说过，我们在您的艇上是自由的，对吗？”

　　“完全自由。”

　　“那我就要问了，您所说的自由是什么？”

　　“就是走来走去的自由，看的自由，甚至是观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自由——某些特殊情况除外——总之，就是我的同伴和我所享有的自由。”

　　很明显，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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