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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她和六名妇女、很多男人一起被送到大门外,她听到有人将他们说成是“忠诚者”。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过一条狭窄、长长的路,来到一座破旧不堪的兵营。这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集中营,也可能是她曾经住过的同一个地方。他们进入铁丝网围着的区域时,她看到站在塔楼上执行警戒任务的卫兵,也看到四处活动的人们和玩耍的孩子,看到人们在楼间的土道上手拉手散步,到处都有生机和活力,人们在微笑,孩子们在快活地玩耍。这儿很像坦弗兰,但人数比那儿多一倍,而且一切井然有序。弘子环顾四周,松了口气。一个卫兵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她的号码,还有一个表明她住房的号码。她被安排在14C,她不知道将和谁住在一起。

  “房子在你右边第三排,在学校附近。”卫兵自愿给她指路。

  突然间,她感到自己已经通过了某种测试,已经进入到另一个层次。大概不会被遣返,不会被枪决。男人们对这种变化很认真,他们交头接耳,互相询问着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这儿一切都很神秘,就像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被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

  她离开大家,沿着指定的路线走着。没有卫兵,没有同伴。这是她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独自一人,但感觉却好极了,用不着和别人讲话,不用回答任何问题,只有一个人走在路上。她知道卫兵在塔楼上监视着她,到处都是铁丝围栏,但和他们过去的六个月相比,这是自由的感觉。

  她看到学校之后,很容易地找到了住房。那儿有一长排破旧的房子,上面标着人们称之为“公寓”的楼号。这儿住着很多大小不同的家庭,每家门前都有标记,还有人挂上了风铃。他们都住在封闭的房子里,不像在坦弗兰时住的马棚。她走着,看到一块写有“图尔湖欢迎你”的标语。一个月来,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在那儿,但也毫无意义。不过,还不能说一点没有意义,因为她感受到了自由。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手里抱着一个娃娃。她戴着一顶线帽,穿着一件厚毛衣,情绪低落,孤独地哼着歌,四处张望。她那伤心的样子令弘子难过。但是,当孩子抬起头来时,弘子马上吸了一口气,是苔米。

  “弘子!”她大喊起来,投进她姐姐的怀里。弘子一下子泪如泉涌。“弘子!妈妈!”她大叫着。礼子快速跑了出来,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和一条围裙。现在已是吃午饭的时间,她在利用医院的午休打扫房间。

  “啊,天哪!”礼子跑着,大叫。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由于抱得太紧,她俩都感到痛了。然后,她们又很快推开对方,目光中充满担心。“你见到武雄了吗?你去了哪儿?”

  “我就在附近的监狱。”她指着她来的方向说,然后又摇头,她不知道武雄在哪儿。礼子听说过在附近有一个专为“极不安全的人”准备的集中营,人们在那里受到审问。她没想到弘子会在那儿,也不知道武雄是否也在那儿。

  “你好吗?他们怎么处置你的?”礼子焦虑地问。

  “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我没见过武雄。”弘子肯定地说,“他也是乘坐和我们一样的车走的,他可能也在那儿。”有很多种可能,她们都知道。他可能到了曼滋那,或在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明尼道克集中营,或被送到其他州的集中营,可能是毒蜥河,亚利桑那州的波士顿,科罗拉多州的格林那达,怀俄明州的哈特山,犹他州的托巴茨;他也可能被送到更远的阿肯色州的罗瓦。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五个集中营相继开放。他们还在阿肯色州又建立了一个叫杰鲁姆的集中营,随时准备接纳被迁居人员。集中营之间有一些通讯往来,但必须经过检查。礼子不知道找谁去打听武雄的消息。毫无疑问,人们分住在不同的集中营,无法知道谁在哪儿,无法取得联系,在图尔湖,每天都能惊奇地看到有新人来。

  看到自己的号码,弘子知道她将和礼子、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们进了屋,看到这儿只有两个小房间。礼子和苔米、萨莉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床上。另一个房间是客厅,晚上肯睡在这里。如果武雄也能回来,他会和肯住在一起,几乎没有弘子住的地方。但有的家庭人口更多,也都想办法住下了。人们不得不这样随遇而安,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只被安排住在这里。

  弘子发现她婶婶的目光里饱含着忧虑,她很消瘦,一直想急于得到武雄的消息,也挂念着弘子。

  “萨莉和肯怎么样?”弘子着急地问。

  “他们还好。肯到地里干活,这个季节没什么可干的。这儿有个商店,他帮着整理货物,我想让他有事可做。他本可以上学的,”她叹了口气,“但他不愿意去。”肯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极为愤怒,总是在说这是违反宪法的。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其他的孩子,还有成人也这么认为。有些第二代移民要放弃公民权,返回他们从来没有回去过的日本。如果他们不想被关在集中营,他们只能要求返回日本,或者到战时重新安置局提供的、在很遥远的工厂工作,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他们不愿意回日本,但在集中营里,所受到的对人格的屈辱太过分了。他们宁可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冒险。

  但礼子从未想过回日本,她知道武雄也不会回去,他们已经是真正的美国人,只能等待战争结束。“萨莉上学去了,她交了很多朋友。”这儿有好几个女生俱乐部,一个友谊俱乐部,还有音乐小组,艺术班,园艺俱乐部。他们已经在计划将弦乐队和管乐队合在一起,为圣诞节做演出的准备。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人们已决心不去抱怨,高扬起自己的头,使自己快乐,这令人难以置信。

  礼子跟弘子讲述这儿的情况时,弘子流下泪来。他们是勇敢的人,所以她也无权抱怨,也不应该为彼得哭泣。她们相互看着,又拥抱。礼子又有了找回女儿的感觉,苔米怀里抱着娃娃,也和她俩拥抱在一起。苔米很高兴,弘子又和他们在一起了。

  “现在就做娃娃屋,好吗?”她问弘子,那神情又像个九岁的孩子了,已不像几分钟前弘子看到的那么成熟和伤心。

  “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材料。”弘子微笑着,低下头看她,紧紧握住她那双小手。

  礼子又仔细地看着弘子,她比在坦弗兰时的气色好多了。那时她的胃病很重,还拉肚,她担心地问:“你的胃好点了吗?”礼子仍然像个护士,弘子感到有点意外。

  “好多了。”她腼腆地笑了。几个月来没人问过她的身体情况,她感到孤独和易受伤害。她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怀,而不是被审问和回答问题。“你好吗,礼子婶婶?”

  “很好。”但她在夜里常常因想念丈夫而失眠,除此之外,她从自己多年的护理经验中知道自己得了胃溃疡。她在设法克服困难。现在,条件还算说得过去,卫兵对人们友好,住在这个集中营的多数人还都比较出色,虽然有时有个别人抱怨,但多数和礼子岁数相仿的人,尤其是妇女,都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条件。有些男人仍然不能适应,他们因不能保护好家人,失去工作,因对目前的情况无能为力而感到有罪;他们干体力活,削土豆皮,在冰冻的土地上挖沟,感到自己已失去应有的作用。这些工作与那些曾经是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教授、甚至农民的工作极不相符。他们感到耻辱。

  老人们四处散坐着,回忆着过去的时光,用自己不灵活的手去触摸过去,但无法爱抚未来。唯有孩子们未受多大影响,除了那些患病和弱小的之外,多数孩子都已令人羡慕地调整到现实中来了,礼子有时认为十几岁的孩子们开始甚至喜欢这里了。孩子很多,总是在一起玩耍。他们在一起唱歌,演奏音乐或聊天,开心地笑,这使岁数大的人感到有些受不了。

  “我在医院工作,”礼子解释道,“这很自然,这儿有很多患儿,有可恶的流感,近几周麻疹开始流行。”麻疹极大地危害着孩子的生命。孩子们病得很厉害,成人也不例外,不时有老人病倒。他们一旦病倒后,命运多半是死亡。在图尔湖的短短的一个月里,已有一些人死去。要是在别处,这些人的疾病可能不会危及生命。她极不情愿帮助做手术,这儿的条件极差,药品短缺,连乙醚都不够用。

  “生活很艰难。不过,我们还得设法坚持。”她苦笑一下。如果和武雄在一起,生活会快乐一些。在整个战争期间,要是武雄一直不在身边,日子会是怎么样,她不敢再往下想。现在,谁也无可奈何。她希望他还活着,能活到他们见面。武雄不喜欢坦弗兰,她也有同感,但那时大家至少还在一起,可此时,除了祈祷和担心外,她想不出任何办法。

  “自己帮自己吧,别在这儿生病,”她对弘子说,“别冻着,能吃什么就吃什么,离生病的孩子远一点。我每个月在医院挣十二块钱。”她微笑着帮助弘子打开行李,不满地看着她的衣服。在图尔湖,这点衣服根本不够用。“你最好参加一个编织俱乐部,自己织几件毛衣。”很难找到毛线,有些人拆旧毛衣,用拆出的旧线给孩子或怀孕的妇女织衣服。礼子建立了一个“妇科病房”,但他们不愿在妇女身上浪费乙醚或药品,要留给做大手术的病人,这很像原始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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