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誉(47)_丹尼尔·斯蒂尔

四七

　　牢房里有三张铁床，上面铺着草垫，在角落处有一个无遮挡的便池，窗户上装有铁条。太阳升起时，弘子站在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她不相信还有自己的生活，或再拥有自由，不相信还能再看到彼得。她转过身时，发现另外两人都在哭泣。她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床上，目光凝视着窗外的群山。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还会被送到哪儿。这是她的归宿。

　　以后的三周里，她们每日三餐，伙食很差，但至少还是新鲜的。她们中没有人再出现在坦弗兰时的肚子痛。弘子感到好多了，她睡得很多，她下意识地将床上的垫子编成日本式的草垫。她还将能找到的一些小纸片折成纸鹤。同室的另一个妇女找到一些线，她们将弘子的纸鹤挂在窗前。

　　已经进入十月份，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谁也不知道自己或别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弘子听说男人中有人自杀，但妇女们似乎更能忍受自己的命运。多数人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终于，一天，弘子被提审。

　　他们想了解她弟弟在日本的情况，想知道弘子是否有他的消息，她弟弟是否在战争开始后寄过信来，她是否知道他在日本空军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很容易回答，她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唯一的消息是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通过领事馆转给她的。她父亲说裕二参加了空军，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告诉他们裕二的名字、年龄，还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他。但她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做到不伤害他，两国在交战，他在日本空军服役，很难和他有接触。

　　他们问她父亲的情况，想知道他在大学教什么，他是否有激进的想法，或是否参与任何政府事务。她微笑着回答他们，他是个梦想者，他的想法有时甚至比他的许多同事都更加超前。但他不是激进分子，不介入政治。她将他描述为一个和蔼的人，一个对古代和现代史都非常感兴趣的人。她父亲的确如此。

　　他们又强迫她谈谈武雄的情况，以及弘子对他的行为、他的朋友、他的政治思想的了解。她说，据她所知，他只是个教师，是个好人，忠于家庭，她没有听到过武雄有任何反对美国的思想和话语。她强调说他一直想成为美国公民，他自己实际上认为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经过几天的审讯后，终于有一天，她早已想到他们会的，他们问起了彼得。她唯一担心的是怕他们听说或发现在坦弗兰那个小小的婚礼。她知道即便是那个象征性的、没有经过这个州批准的仪式也会给他造成麻烦。

　　她说他们是朋友，因为他是武雄的助手，常到武雄家来，她和彼得是这样相识的。她没有过多介绍，他们也没问。他们想知道她是否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们知道他来过信，并将他的每一封信都做了记录。她回答说收到过，但所有的信都被审查过。她说他的最后一次来信是在他离开新泽西的迪克斯要塞时写的，他说他将被派往英国，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中服役，但从此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将她的回答都做了记录。审问她的是两个年轻军官，他们不止一次点头，肯定她的回答。她讲的都是实话，无虚假内容，神情镇静。

　　“你想回日本吗？”

　　“我父亲希望我留在美国。”她轻轻地，十分小心地回答问题。此时，她已经不再害怕是否会被遣返，或被处决，她只想不玷污家庭的名誉，不伤害彼得。

　　“他为什么要你留在美国？”他们对她的回答突然很感兴趣，问到了事情的实质，不兜圈子，直截了当。

　　“他给我表叔来信，认为我在这儿更安全，希望我能完成学业。”

　　“你在哪儿学习？”他们看上去有些惊奇。他们以为她是个佣人，或是个农民，但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看法。

　　“我在圣安德鲁学院学习。”

　　他们马上记了下来。

　　“那么，你想回日本吗？”他们的口气似乎是说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他们就会送她回日本一样。但她不想回去。他们曾提出过将那些愿意返回的人送回日本，还允许那些已经加入国籍的人放弃美国国籍，送他们回到从未到过的日本。战时重新安置局也提出要给他们在战时军工厂安置工作，但多数人不接受，他们害怕被送往陌生的地区，害怕在那些工厂工作，怕会受到折磨。在集中营生活似乎好些，他们在那儿有熟人或亲属。

　　“我希望能留在美国，”她平静，但很坚定地说，“我不想回日本。”

　　“为什么？”他们追问。虽然他们在互相开玩笑时说过她多么漂亮，但仍怀疑她。她有着十分吸引人的气质，有一种令人感到不凡的举止。

　　“如果可能，我想帮助住在美国的亲戚。”她还想说她留在这儿的目的也是因为她有了彼得，但她没有说。她说她热爱美国，这是真心话，尽管她们被重新安置，她还是有许多理由认为她的确热爱这个国家。她还提到，她留在美国是她父亲的愿望，她要服从他的意愿。

　　后来，他们又回到彼得的问题上来。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彼得这么频繁地到坦弗兰来看他们，他们已将他到坦弗兰的事实记录在案，去过几次，每次多长时间。幸运的是，他们不知道每次彼得和弘子在一起时都干什么。联邦调查局已经在集中营那儿，在彼得去参军时，问过他好多问题，他们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弘子和彼得的回答完全一样。

　　“彼得要在参军前和我叔叔一起完成他的工作，他要批改很多论文，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完成。彼得曾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主任，我的叔叔以前是他的上司，”他们知道这些，点点头。“所以，他有很多东西要教给彼得。”

　　“他到那儿也是为了看你吗？”她没有否认，但也没有给他们多余的信息。

　　“可能，但我们接触的时间很短，他和我叔叔的工作很多。”

　　他们点点头。在一周里，他们反复向她提出这些问题，问她是否忠诚于美国，或忠诚于日本。她说她没有政治观点，她仅为两国开战而伤心。对她来说，她没有明显忠诚于哪个国家的界限。她热爱她的国家，也热爱她的家庭，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加入任何军队。

　　她回答问题时镇静、自如、简洁、直接。一周后，他们将她的衣服、箱子和标签都还给她。她不知道将会被送到哪儿去，她的回答是否过关，或哪个地方做的不对，这是否意味着再次迁移或被处决。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自由。她会离开这个地方，被送往另一个地方。她和同牢房的人简单地告别，祝她们好运，然后被叫到外面去换衣服。她十分消瘦，但比来这儿时的一个月前要好多了。在监狱的一个月期间，她没有得到表亲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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