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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已经是第二个月了,坦克手仍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康复毫无希望,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整整一天不发一语。

  重伤员的世界通常局限在他们病室里的墙壁之内。这些墙壁之外所进行的战争,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由此而激起的沸腾的热情,每一天都会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新的痕迹。而重伤员的病房却是禁止传播外面世界的消息的,这样院墙外的风暴传到这里时也仅仅是遥远而又微弱的余波了。病房里的人身不由己,只好以日常琐事度日。一只昏昏欲睡、满身尘土的苍蝇不知从何处飞落到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玻璃上——这是一件大事。病房护士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今天穿了一双崭新的高跟鞋,下班后直赴戏院——这是一条新闻。端上来的第三道菜不是大伙儿吃腻了的干杏果冻,而是甜汤黑杏——这也成了谈论的话题。

  对于重伤员来说,使他们永远忘不掉的是那些既恼人又漫长的医院生活,是他们的伤势。负伤使他们无可奈何,脱离了战士的行列,脱离了艰苦的战斗生活,来到这儿躺到这张又软和、又舒适然而立即就生厌的病榻上。他们惦念自己的伤口,是肿大呢还是骨折呢,想着想着就昏然入睡,并且还梦见伤口。一觉醒来,就立刻焦急地设法打听,消肿了没有,紫块退了吗,体温是高还是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灵敏警觉的耳朵对每一丝声响常常会觉得扩大了十倍;精神也是这样,总是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感到伤口越来越严重。让那些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意志最坚定的军人也怯生生地从教授的语调中捕捉细微差异,看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色,屏住呼吸猜测他对病情进展的意见。

  库库什金总是怒气冲冲、怨这怨那的。他老是觉得夹板夹得不够紧,这样断骨就接不好,以后还得弄断重接。葛里沙·葛沃兹捷夫沉沦于神情沮丧、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老是沉默不语。但是不难看出,当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撤换绷带,把几士林一点一点地涂抹到他的伤口上的时候,他是那么地焦急不安,紧紧盯着自己的烧伤的身体:皮肤呈暗紫色,像破衣烂布似地贴挂在身体上。不难看出当他听到医生的谈话的时候,他又是那么地仔细留神。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是病房里唯一能够走动的人,尽管背弓得像根铁钩子,还得扶着床边才行。他常常又可笑又恼怒地咒骂炸伤他的“饭桶”炸弹以及震伤引起的“该死的脊椎神经根炎”。

  密列西耶夫小心仔细地隐藏着自己的感受,假装对医生的交谈索然没趣。可是每一次解开绷带去电疗,他一看见脚背上暗红的紫块在恶化,缓慢而顽固地往上攀爬的时候,就惊得目瞪口呆。

  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忧郁。同伴的一个笨拙的笑话,被单上的一道皱褶,年老的助理护士手中滑落的一把刷子,一切都能惹起他难以抑制的怒火,大发雷霆。尽管一份严格规定的、逐渐增量的医院里良好的饮食很快就使他恢复了体力,当缠裹绷带或光疗时,他再也不会因瘦骨嶙峋的样子让年纪轻轻的女实习医生恐惧害怕了,但是他脚上的病情也越来越糟糕,与他肌体的日渐结实恰恰成反比。红肿仍在往上拥,一直越过踝骨,脚趾完全失去了知觉,用针扎进去,也不觉得疼痛。后来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方法控制了肿胀的蔓延,名字起得稀奇古怪的,叫“封锁疗法”。可是疼痛越来越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白天阿列克谢把脸埋在枕头里静静地躺着。夜里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注射吗啡。

  “截肢”这个可怕的字眼如今在医生的谈话里越来越平常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有时停在密列西耶夫的床边,问道:

  “怎么样,爬爬虫,痛吗?要么,切掉怎么样啊?咔嚓一下——扔到一旁就了事了。”

  阿列克谢浑身一阵发冷,心小颤怵不已。他咬紧牙关,免得大叫大嚷起来,一个劲地摇头。教授却生气了,嘟嘟噜噜地说:

  “忍吧,忍吧一那是你的事。我们还是用这个办法试试。”说完又交代了新的嘱咐。

  他随手关上了房门,走廊里查房的脚步声沉静下去,然而密列西耶夫紧闭双眼想道:“脚,脚,我的脚……难道真的要变成一个没有脚的人,成为一个装上假肢的残废,就像故乡卡梅欣那个老艄公阿尔卡沙大叔那样吗?游泳的时候,也像他那样先把假腿摘掉、放在岸上,然后像猴子似地只用两只手东划西划吗?”

  这感受又因为一种新情况而更加加深了。住院的第一天他就读了来自家乡卡梅欣的信。母亲的来信像所有的普通母亲的信一样,折叠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言简意赅。信的一半内容是亲戚们的问候和让阿辽沙安心的客套之辞,家中一切托上帝鸿福,不必为她担心。而另一半内容则是请他爱惜自己,不要着凉,不要弄湿了脚,不要爬到危险的地方,要提防阴险狡诈的德国人——关于这一点她从邻居的嘴里听到的真是太多了。这类信的内容大都是千篇一律,间或也有不同的。有一封信母亲谈到,她是请求一个女邻居为战士阿列克谢祈祷的,虽然她本人并不相信上帝,可是凡事就怕有个万一,祷告祷告也无伤大雅。另一封信她替他哥哥担心,哥哥在南方的某地作战,好久未给家里写信了。最后一封信她说她梦见他们了,似乎是在伏尔加河春汛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似乎是与已故的父亲垂钓而归。她就用家里最受欢迎的食品——鱼泥馅饼——来款待他们。她的女邻居是这么解释这个梦的:有一个儿子肯定要从前线回来了。老太太请阿列克谢探探长官的口气,是否能准他个假,哪怕一天也成。

  一个蓝色的信封上用粗大圆浑的学生字体写着字,那是一位少女的来信。她与阿列克谢曾经一起在工厂艺徒学校上学。她叫奥丽雅,现在她是卡悔欣制材厂的技工,他在少年时代也曾经在那里当过金属车工。这个姑娘不仅仅只是他少年时的伙伴,所以说她的来信就非同寻常了,有特别的意味。他反复地读着来信,一次又一次回味着,这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想在简单的字里行间寻觅出言外之意——那是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欣喜不已的、只可意会的东西。

  信中说,她现在忙得不知所措,为了节省时间,她已经不回家过夜了,就睡在办公室里。信中还说,阿列克谢如今恐怕认不出自己的工厂了,要是他能猜中他们此时此刻在制造什么,他一定会惊诧不已、欣喜若狂的。信中她还附带说道她几乎没有休息日,有时一月轮到一次,但她还是在休息日经常去看望他母亲。老太太感到身体不太硬朗。因为他的兄长沓无音信,所以她过得挺不舒坦的,最近总闹小病小灾。姑娘让他时常给母亲写写信,报喜别报忧,免得老太太担惊受怕的,因为他现在也许是她唯一的喜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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