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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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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四月 开始撰写“生命奇趣”的另外一篇——《血,海》。这篇新故事进一步开创了写作实验的新阶段:时间短路变得更加戏剧化,而且Qfwfq第一次遇到了死亡。 “在这篇故事中,我这个讲述者第一次不能避免地来到了‘无法延续’的时刻,也就是说我让Qfwfq死了”(手写的自评,没有完成,而且有些部分看不清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这篇故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讲述的内容不断地交替出现,几乎让人觉得,原生动物的过去和人类现在及众多的社会典故,都是同时发生的”(同上)。 “故事中的‘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得出来[……]一、和读者交谈的我是一个超越时间的讲述者;二、身为原始动物的生物的、历史的‘我’,在过去一直活着,被看作是持续的、不死的;三、与你们同时代的、经过验证的‘我’,经历着现在,而‘我’的死亡,证实了这个人是无法延续的片段;四、属于作者的既抒情又充满格言的我,作者总是或清晰或模糊地浮现出来”(同上)。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八月 写完了《血,海》,完成了《有丝分裂》(后来成为《普利希拉》的第一篇文章)和《零时间》(将开创未来的“推理演绎”流派)。这些都是最早特意为新的宇宙奇趣集而创作的故事,这时就已经预示了全面的构思和分成三部分的结构;实际上每一篇故事都当作一个非常不同的系列的终结点或出发点。比起两年前的“天文奇趣”而言,这些也都是需要非常用心去阅读的故事;因此作者决定,作为预演,先让它们在文化氛围上更合适的杂志上面对读者:如《体会》,《新潮流》和《彭比亚尼文学年鉴》。 “突然[在《血,海》里],主人公Qfwfq获得了在前几篇叙述里都没有的性质:死亡。那时[也就是在之后的那篇故事《有丝分裂》中],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一个细胞的自言自语,生命的无法延续”(毛罗·拉米的采访,《威内托信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零时间》中]Qfwfq消失了,我们遗忘了他。我们说是Qfwfq的语言进入了危机。这里只剩下第一人称的讲述,不再需要投射到星系和星球之间”(同上)。 “在《零时间》中,我尽量具体地看时间,再看到空间。在故事里,每一秒钟,每一个时间的组成部分都是宇宙。我取消了所有的之前和之后,专注于瞬间,想要挖掘其中无尽的财富。把时间过得像时间一样,把一秒钟过成一秒钟,它代表了一种避免悲剧形成的意图。在一秒钟之内我们所能经历的总是特别激烈的事情,不去考虑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终于从记忆持续不断的现在中解放出来了。《零时间》包含了对脱离一切而生存的单个片段的绝对价值的肯定[……]《零时间》是寻找更好地在悲剧中生存的努力。很明显,还有一个更好的战胜悲剧的办法:让它的形成具体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相信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具体化,用完成的意义创造历史。但对于这个可能性,也许有人会感到更快乐,但我却觉得会更不快乐”(米凯莱·内里的采访,《全景月报》,一九八五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十月 他努力想要给《螺旋体》一个结尾,在这段讲述中软体动物Qfwfq要明确地面对一个关于时间的巨大哲学课题:谁的时间是“永无止境的现在的永远囚徒”,谁的时间获得了对其本身流逝的自觉意识,生活过的时间属于主观的范畴,而约定的时间就是共同的历史,感知到的时间就是延续性,而时间又好像吞食了一切[……]但关于整个“持续性”的内容,很明显,作者还有很多的疑虑:他只保存了七页打字稿中一半的内容,并且只在《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里发表过一次,而且是作为与《螺旋体》相对独立的文章(后来变成了《贝壳与时间》)。 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二月 诞生了Qfwfq的最后几部短篇故事:《鸟类的起源》和《水晶》,用来收集在第二部宇宙奇趣集里。 《鸟类的起源》(是在一九六四年就已经定下来的开头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形式非常独特:看起来就像一幅漫画的场景,一幅或许“画不出来”的漫画;而且它也的确寄给了意大利最好的漫画杂志,即《里努斯》(在七月由奥莱斯托·德尔·布奥诺出品,他之前已经兴致勃勃地对一九六五年的《宇宙奇趣》和强尼·哈特和沃尔特·凯利的漫画作品进行了比较)。《水晶》则是(继《软月亮》之后)第二部突出纽约印象的宇宙奇趣故事,纽约是超现代化城市的代表,虽然混乱,但表面整齐;就像随后的三篇故事一样,《水晶》也给了《天天日报》,报社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不定期地推出了这套新系列。 一九六七年四月至六月 三篇“推理演绎”的撰写:《追杀》,《世界的记忆》和《夜间行车人》。这几篇,也像《零时间》一样,占据舞台的不再是Qfwfq,和他强烈想要讲述的那些幽默的故事。我们面对的则是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这些人物完全沉湎于清醒的狂热,焦急地提出、再提出各种猜想和反猜想。只有在《世界的记忆》中,幸存了一位“你”,自言自语让位于一种带有强烈对抗性痕迹的控诉。后来出版的文集选取了其中的一篇文章《零时间》来命名,很有可能正是由于那本书中删掉了这个故事,才显得更加反常。 “突然某一时刻,Qfwfq的声音开始让我感到厌烦,他那嘶哑的声音,他那永不停止的假嗓子。我别无选择,只有去掉Qfwfq”(一九六八年为苏黎世阅读而写的打字稿)。 “在另外一篇故事《追杀》中,我要讨论的是空间。一个被追杀的人在红绿灯前遇到了交通阻塞。我认为在这一类文章中,更接近一种文学理念,那就是文学不是对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确认,而是不断地把每一个有权威支持的信息进行讨论,哪怕这种权威是我们自己感官的感知”(同上)。 “如果说在《追杀》这篇故事里我说在一个‘追杀者与被追杀者’构成的系统结构中,每一个被追杀者同时也是追杀者(或者说他应该转变成为一个追杀者),我所遵循的完全是在故事里暗含的‘本质的’逻辑,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与几何学一样严谨的逻辑。但我也认为有些东西会激起读者的精神活动。读者可以拒绝或接受这个比喻,但就算他拒绝了,他也更好地了解了他所拒绝的东西,而如果他接受了,就会促使他批判性地深入研究一个沉重境况”(穆拉登·马切多为萨加布里亚的《克罗》杂志所做的采访,一九六八年十月)。 “脱离天文学,使用恒星的想象和语言来讲述典型的人类境遇,悲惨的或痛苦的境遇,并且像对待数学问题那样抽象地解决人类的问题—这就是我本应该做的”(拉米的采访,同上)。 “我所感兴趣的是镶拼画,人类被镶嵌其中,这是一个人物关系的游戏,需要在地毯上难以辨认的字迹之间去寻找人物[……]我想要让故事变成一个纯粹的推理演绎过程,或者是我远离了拟人的方式(这里我做到了):更准确地说,是远离某一种拟人的方式,因为这些人物的出现只是由一个关系系统来确定的,由一种功能来确定的,他们就是那些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既会出现好的情况,也会出现坏的情况”(摘自《谁捉住了谁?》,发表于《文学海岸》,一九六八年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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