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12)_伍尔夫

一二

　　也许这是真的，也许是假的——谁说得准呢？——但我觉得，根据我编造的莎士比亚和他妹妹的故事，至少可以确定，如果一个16世纪出生的女性天赋异禀，她一定会发疯，要么一枪打死自己，要么隐居在村外一处偏远的小屋里，过着半女巫半贤者的生活，遭到人们的畏惧和嘲弄。我们稍微运用心理学就能分析出，如果一个天分很高的女孩想要写诗，定会遭到他人的反对和阻挠，她的本能与世俗相背，她必将因此受折磨、分裂，最终搞垮了身体，丧失了心智。一个女孩要去伦敦，走到剧院门口，强行闯进去见演员经理，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忍受一种毫无道理但不得不承受的痛苦。出于某种不明原因，某些社会非常迷信女性的贞洁。

　　贞洁对女性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地束缚，要是解放了它，放到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对于一个女诗人或女剧作家来说，要想在16世纪的伦敦过上自由的生活，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面临两难的选择，甚至被逼上绝路。就算她侥幸活下来，她的想象力也会变得紧张、病态，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扭曲、变形。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女性作家的戏剧作品，我想，就算她写了，她的作品也一定没法署名。她一定会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正是受了贞洁思想的影响，女人们才不留姓名，到了19世纪也还是这样。

　　柯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都是这种内心冲突的受害者，从她们的写作中就能看出来，她们都徒劳地用男人的名字掩饰自己。她们遵循传统，认为妇女抛头露面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这种传统就算不是男性树立的，至少也是他们大力推崇的（伯利克里说，一个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不被人们提及，尽管他自己就是个经常被提及的人）。隐姓埋名的习惯渗透她们的血液，遮掩自己的欲望支配着她们。到了今天，女人也不像男人那样关心自己的名声。

　　大部分女人经过一处墓碑或路牌，并不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冲动，想把自己的大名刻上去。她们不是阿尔夫、伯特或者查斯，他们看到漂亮女人走过，或者甚至看到一条狗走过，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本能，喃喃道：这狗是我的。当然，他们不只对狗这样，我想起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大道，他们还对一块地或者卷曲黑发的男人这样。而身为一名女性的好处在于，她们见到一位黑人女性，不用想着把她改造成英国人。

　　在16世纪，怀着诗才出生的女人是不幸的，她的内心将充满煎熬。她需要释放脑中的一切，然而她的生活条件和本能都与这种心境为敌。我问自己，什么样的心境最适合创作？我们能不能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心境产生和促进了这种神奇的创作？想到这里，我打开了莎士比亚的悲剧集。打比方说，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一种心境。但莎士比亚本人什么也没说。

　　我们只是偶然得知，他写的时候一气呵成，“从未改过一行字”。也许在18世纪前，没有艺术家们会说出自己创作时的心境。卢梭可能是个先例。到了19世纪，人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得到充分强化，写作者已经习惯在忏悔录或自传里描述自己的心境。他们的生活被记录下来，他们的信件也在死后被印刷成书。虽然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写《李尔王》时在想什么，但我们知道卡莱尔在写《法国革命》时在想什么，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在想什么，济慈用诗歌对抗死亡和世间的冷漠时在想什么。

　　翻看现代文学中大量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我们发现：天才之作的诞生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世间万物仿佛都要来阻挠作品完整、顺利地从作家脑中诞生。大部分时候，物质条件都会阻碍写作，外面有狗叫，家里有人扰，钱还得挣，身体还不好。比这些更难克服、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世界如此冷漠。这个世界并没有请你来写诗、写小说和历史；它不需要这些。它不关心福楼拜用词对不对，卡莱尔有没有严谨考证过这个或那个事实。不被世界需要的东西，当然不会得到回报。

　　于是，济慈、福楼拜、卡莱尔这样的作家非常痛苦，尤其是在他们创作力旺盛的青年时代，更是会遭遇各种烦心事和打击。他们在这些自我分析和忏悔录中发出一声声咒骂和痛苦的呐喊。“伟大的诗人悲惨地死去”——这是他们沉重的吟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家依然排除万难，创作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无疑是个奇迹，恐怕世上的书没有一本能像最初被构想的那样，完整而健全地诞生。

　　我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想，对女性来说，这些困难会被放大无数倍。首先，哪怕到了19世纪，女性依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更别说一间安静、隔音的房间了，除非她的父母非常富有或地位很高。如果她父亲心情好，她才能拿到零花钱，但只够她买衣服穿。济慈、丁尼生和卡莱尔都是穷男人，但他们有办法放松一下，能出去走走，去法国旅行几天，住得起一间独立的小屋，虽然破旧，但得以逃离家人的责难和专横。但女性与这一切无缘。这种物质上的难处已经很难克服，但更可怕的是无形之物。

　　济慈、福楼拜和那些男性天才无法忍受的冷漠，到了女性身上，全都变成了敌意。世界对男人们说，你们爱写就写，我无所谓，但却对女性发出一串大笑：写作？你写作有什么好处？我又看了看书架上的空当，心想，现在纽汉姆和格顿的心理学家们可以派上用场了。挫折对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当然是可以衡量的。我见过一家乳制品公司用老鼠做实验，测量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对老鼠体质的影响。两组老鼠被并排关进两个笼子里，一笼瘦弱、胆小、畏畏缩缩，另一笼健壮、大胆、皮毛光滑。

　　那女性艺术家吃的是什么？说到这我想起来了，她们吃的是梅干和奶油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只需打开晚报，读读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就可以了，在此我不再摘录他对女性写作的高见。英奇主教的话我也不提了。哈利街专家们的喧嚣就留给他们自己热闹去吧，但我心中却不曾掀起一丝一毫的波澜。但是，我要引用一下奥斯卡·布朗宁的话，这位先生曾是剑桥大学的重要人物，纽汉姆和格顿的考试都曾由他来出题。奥斯卡·布朗宁先生常常宣称，“在他的印象里，随便对比一组试卷都能发现，最好的女生也比最差的男生智力低下”。说完这句，布朗宁先生走回房间——正是之后这件事让他受到大家的喜爱，成了一个颇有分量和权威的人物——他回到房间，发现一位小马童躺在沙发上，“骨瘦如柴，脸颊凹陷，面如土色，牙齿黑乎乎的，四肢似乎有些不健全……‘是亚瑟’，（布朗宁先生说道）他是个聪明的可爱孩子。”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好在这个时代的传记资料丰富，这样我们就能完整理解一个大人物的态度，不仅看他怎么说，还能看他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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