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13)_伍尔夫

一三

　　虽然现在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放到仅仅五十年以前，重要人物说出来的话肯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位父亲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离开家，去做什么作家、画家或者学者。“你看布朗宁先生都这么讲。”他会这样说；更何况不止奥斯卡·布朗宁先生这样讲，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女人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格雷格先生强调说，“就是被男人照顾，和照顾男人。”——这样的大男子主义观点不胜枚举，他们都不指望女性能有什么突出的智力。就算父亲们不搬出这些观点，女儿们自己也看得到；哪怕到了19世纪，读到这些东西也会大大打击她的热情，深深地影响她的工作。

　　所有人都坚持认为，你做不了这个，干不了那个，她们得去抗议，去克服。或许对于小说家来说，这种攻击已经没什么效果，因为世界上已经有女性小说家成功了。但对画家来说还是有些刺痛；而对音乐家来说，我想它极其有力、毒性极强。女性作曲家的地位就像莎士比亚时代站在剧院门口的女演员。说到我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我想起尼克·格林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演戏会让他联想起小狗跳舞。两百年以后，约翰逊博士用同一句话形容了女性传教士。我又打开一本关于音乐的书，发现1928年的人们说起女性作曲家，用的还是同一句话。“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小姐，我们只需照搬约翰逊博士的名言，把女性传教士换成女作曲家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虽然姿势不太好看，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居然走起来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因此，抛开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生平不谈，也不管其他人如何，至少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19世纪，人们不鼓励女性成为艺术家。相反，她会遭到斥责、侮辱、说教和劝诫。为了反抗和反驳这一切，她不免神经紧张，渐渐失去了动力。说到这里，话题又回到了大男子主义情结上，它很有趣、很难理解，会对女性的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比起女性的劣等，更强调男性的优越。它无处不在，无论是艺术之路还是从政之路都统统拦住，尽管苦苦哀求的人那么谦卑和热忱，尽管她们并不会给男性带来多大威胁。

　　我想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贝斯伯勒女士，她在给格兰维尔·列维森-高尔勋爵写信时，也不得不卑躬屈膝：“尽管我对政治满腔热情，也没少讨论政治，但我完全同意您说的，女性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问起的话）。”接着她才开始挥洒自己的热情，就格兰维尔·列维森-高尔勋爵在众议院首次演说这个极其重要的话题，她倒是没什么阻碍地发表了看法。这个现象非常奇怪。男性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似乎比女性解放的过程本身更有趣味。如果哪个格顿或者纽汉姆的年轻学生能搜集一些事例，推导出一个理论，肯定能写成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戴上厚厚的手套，需要坚硬的栅栏才能保护自己。

　　抛开贝斯伯勒女士不谈，我想，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可笑，但在过去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话题。我敢肯定，现在这些言论被集结成书，被贴上“荒诞”的标签，只供少数读者在夏日的夜晚消磨时间，但过去它们曾让人热泪盈眶。你们的祖母辈和曾祖母辈，很多人听得失声痛哭。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经发出痛苦的尖叫。而且，你们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起居室或卧室兼起居室，你们有资格说，天才应该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天才才不在乎别人说了什么。可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越是有才华，就会越在意别人怎样评判自己。想想济慈，想想他墓碑上的话。想想丁尼生，想想更多的人，我无须再举更多例子，就能证明一个不幸但不可否认的事实：艺术家天生对他人的评价极度敏感。文学圈子里铺天盖地都是过度在意他人评价的人。

　　现在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上来，什么样的心境最适合创作？我发现，他们的敏感加剧了他们的不幸，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要让自己心中的作品得到完整的释放，必须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一颗炽热的心，我看了看桌上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觉得那颗心必须像莎士比亚的那样，没有阻碍，没有杂质。

　　我们对莎士比亚创作时的心境一无所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莎士比亚心境的一种描述。比起多恩、本·琼森或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所知甚少，就是因为他没有展现任何抱怨、恼怒和憎恶。没有任何和作家相关的“揭秘”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想要抗议、说教、控诉、报复也好，想让世界见证某种苦难和冤屈也好，这类欲望在莎士比亚这里都已经熄灭和消失了。因此，他的诗是自由的，仿佛行云流水。如果说这世上有谁实现了自己作品的完整表达，那这个人就是莎士比亚。我又看了看书架，想到，如果说世界上有哪颗心曾经如此炽热、如此自由，那一定是莎士比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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