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不存在(32)_露露·米勒

三二

　　安娜记得自己被塞进一辆巡逻车，沿着一条狭长的路开往山上的病院。大门开启，一个警卫招手让他们通过。她和她的兄弟们被推搡着踏上那栋阴森主楼的巨大台阶，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那里。

　　安娜没有立刻被绝育。他们先是剪去了她的长发，然后分给她一个病院号码，让她就这样等着。一年又一年，她等待着，而与此同时，就在重重大门之外，蓝岭山脉的远处，她本可以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安娜说，他们在病院里就像动物一样，被赶进空旷的睡觉区，被强迫无偿劳动，等待吃饭的时候要在室外列队，就算外面在下雨或下雪也得这样。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被关进“小黑屋”，那里既没有灯也没有窗户。他们被丢进这黑暗的环境中，有时要待上好几天，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厕所。她还记得光脚踩在自己尿液里的感觉。她害羞地跟我说自己被强奸的事，不是在小黑屋，而是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他关上门，把她的腿绑在检查床上。

　　他们告诉安娜，她想离开病院很容易。他们说，只要同意绝育，她就自由了。但年幼的安娜拒绝了这个要求。她听说有人死在手术台上，也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墓碑填满那块小小的墓地。

　　另外，她想要孩子。孩子是她唯一的梦想。她想组建一个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家，她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而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工作人员肯定也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给安娜安排的任务就是照顾其他孩子——给他们洗澡、唱歌，帮他们穿睡衣，哄他们睡觉。她适合照顾病院里的其他孩子，却不被允许有自己的孩子。

　　那么多年里，她一直拒绝绝育，希望有人来带她走——她的父母、校长，或是在某处不懈斗争的某个人。她拒绝放弃母亲的身份，拒绝把这一部分的自己交由工作人员处置，拒绝交出活下去的希望。

　　60年代初的一天，病院里来了一个小女孩。她叫玛丽，整个人瑟瑟发抖、惊恐不已。她只想回家。“我跟她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娜说。十三岁的安娜承担起了照顾小玛丽的责任。她推玛丽荡秋千；在两人同男孩说话的时候，她让玛丽攥着自己的衣服；她告诉玛丽哪些员工要小心应付，哪些员工会给她们糖果。玛丽后来告诉我，如果没有安娜，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病院里活下来。

　　最终，安娜从少女长成大人。她的腿上长出肌肉，她的心里生出勇气。她想办法翻过了围墙，逃进树林里。她跑啊跑，跑下山，跑过树林，跑向山脉，跑向铁路，跑向一切外面的东西，但她还没跑进城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开车把她送回病院。大门在她身后关上，她因为试图逃跑遭到毒打——他们把她的头往墙上撞。

　　“不合格”，不是一句简单的评语，而是对她的人生做出的裁决。

　　时间来到1967年8月。几个月前，安娜刚满十九岁。这是闷热的一天，护士说安娜需要接受一项检查。她把安娜带到检查室，在她脸上绑上面罩，然后离开了。安娜看到四周的墙壁开始起伏，她的视线也渐渐变得模糊，她以为自己正在被安乐死。“我以为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没想着还能醒来，”她对我说，“但我醒过来了。”

　　安娜醒来，发现自己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在绷带之下，凌乱的二十五针缝线企图掩盖一桩掠夺的罪行。没人告诉安娜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说，她很快就可以离开。

　　现在安娜住在一套两室的公寓里，距离仍旧盘踞在山上的病院不过几英里。公寓的另一位住客是玛丽，安娜十三岁时就结识的朋友。过去的十几年间，两人一直住在一起。从林奇堡出院后，玛丽嫁给了安娜的弟弟罗伊，这段婚姻并不长久，但安娜和玛丽非常享受成为一家人的感觉。从那时起，她们一直以姐妹相称。

　　我来到她们的公寓前，安娜为我开了门。玛丽坐在乐至宝^①沙发上，举着拐杖朝我招手，想要给我一个拥抱。我听见鸟儿的叫声，于是她们给我介绍家里养的一对长尾小鹦鹉。它们分别叫漂亮男孩和漂亮女孩，一只黄色，一只蓝色。家里植物成林，有常春藤、多肉植物和悬垂的喜林芋。沙发上有一个坐得笔直的娃娃，身穿白色连体衣，脚蹬一双小小的粉色球鞋。一个人类婴儿的完美复制品，有着蓝宝石一样的眼睛和塑料材质的双唇。

　　﹛①美国家具品牌，功能沙发是其旗舰产品。﹜

　　玛丽抱了抱我。安娜赶去厨房给我倒冰茶，顺便给玛丽的杯子里也添了点。她把杯子递给我们，然后坐在玛丽旁边的同款乐至宝沙发上。她告诉我，离开病院后，她们决定搬到同一条街道上住。

　　“他们说安娜没法照顾孩子，但她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玛丽说。她逃过了病院的绝育手术，几年后和第二任丈夫有了一个男孩。安娜和她住得很近，分分钟能赶来照顾孩子。“只要我开口，不管什么时候安娜都在！”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真的。”安娜说。她会带着这个孩子去公园，他很喜欢安娜追他玩，总是一边尖叫着跑走，一边回头看安娜有没有追上来。安娜的声音渐渐微弱：“我一直想要小孩，但我没法生。”

　　“呃。”玛丽说。为了打破沉默，她赶紧转移话题，打趣孩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光是医院的账单就……”

　　安娜开始抖动肩膀，接着玛丽也开始抖肩，笑声填满了整个公寓——玛丽响亮的大笑和安娜温柔的轻笑。安娜拿来一张玛丽儿子的照片，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照片中的他有一头黑发，下巴像电影明星，他张开手臂，环抱住自己的一群孩子。

　　“跟她说说你的孩子。”玛丽说。于是安娜向我介绍坐在沙发上的娃娃。“这是小玛丽。”她说。安娜告诉我，她去哪儿都带着小玛丽，去教堂带着，去沃尔玛超市也带着，每天晚上还抱着小玛丽入睡。安娜说，几年前她和玛丽住在一辆拖车里，某天飓风袭来，彻底摧毁了那辆拖车。她和（人类）玛丽那天刚好出门了，但小玛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现在安娜无法忍受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这时，玛丽插话说，安娜带着娃娃到处走，有时会被投以异样的眼光。就在不久前，公交车上有个女人一直盯着安娜看。“我跟安娜说：‘别把娃娃放在一边！抱着她，别管其他人怎么说！那是你的宝宝。’”安娜微笑着，在娃娃的光头上拍了拍。她把小玛丽的玩具奶瓶稍微拉开一些，擦掉娃娃嘴边并不存在的牛奶。接着，她把娃娃搂在怀里，娃娃消失在她的怀抱中。过了一会儿，安娜松开娃娃，轻轻地摇着她，给她拍嗝，拍拍她后背的棉花。

　　我问安娜，她怎么看待像大卫·斯塔尔·乔丹这样的人。这些人宣扬的理论让她失去了那么多东西——自由、童年、生孩子的梦想。安娜说，她感到愤怒。

　　但她不让自己的眼里只有愤怒，不让自己过分关注那道疤痕。她过着那些优生学家做梦都想不到她能过上的生活。她喝特别凉的冰茶；她给自己的植物浇水；她买来涂色书，给一页又一页的动物增添欢乐的色彩：一只冲浪的狐狸，一只划船的狼，一只兔子、一只蜗牛和一只蝴蝶在跳康茄舞。她自己钱不多，却依然省下来哄朋友开心。去年圣诞节，玛丽的儿子和孙辈无法赶来与她共度节日，听到这个消息后，安娜为玛丽送上了一份绝妙的礼物：一只鲜活温暖的仓鼠。玛丽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它，并为它起名“铁腿将军”。玛丽向我展示她每天早上跟它打招呼的方式：把它从笼子里捞出来，用自己的脸颊贴着它小小的抽动的脸颊。我似乎能听到它发出的呼噜声。旁边的鸟笼里，一个小巧的迪斯科球灯在日光中徐徐转动，为客厅投下无数片细碎的彩色光点。那对长尾小鹦鹉，漂亮男孩和漂亮女孩，它们伸展各自的羽翼时，看上去就像是在拍手。客厅似乎在随着迪斯科球灯一同旋转，而我们三人杯中的冰块也不时地叮当作响。就在这一瞬间，客厅成了动物园，动作和光线此起彼伏，笑声和温暖源源不断。这里鲜活无比，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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