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19)_赫塔·米勒

一九

　　发票上原来是记载以车为单位的粮食和咖啡豆的，现在，这上面只能记一些他每天采买的可怜的日用品。第一栏：货物名称，下面记着“火柴”。第二栏：数量/车/重量，他填上“一包”。第三栏：价值（10万/百万），写着“2列伊/0.5巴尼”。土地、农机、银行户头、金条——他所有的财产统统被没收，房子和带楼房的农庄也都充公了，只给他和老婆女儿女婿留下两个房间，其他都充作粮仓，小麦、大麦和玉米，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每年夏初到晚秋，满载货物的运输车从后门开进去，空车从前门出来。名声远播维也纳的著名粮商我的外公，作为“剥削阶级”被社会主义清算之后，穷得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了。只剩下还够他用十年的一摞摞粮食发票，装满一个大箱子。

　　外公承受着耻辱，把生活琐碎写进他的发票栏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不让脑子锈住”。他在记录自己没落的过程中寻找着生活的倚靠，在抗拒急转直下的境遇里维系着尊严。他从不抱怨，耐心地把每天购买的微不足道的家用填进一个个栏目：一米煤油灯灯芯，三米松紧裤带，一管牙膏，一杯芥末。他把每天的支出加起来，再把每周、每月、每年的加到一起。打印的表格和他笔下的“我一无所有”，无须任何词语，向他讲述的，和审讯后花园里的大丽花向我讲述的一样多，和我为了支撑下去、每天背诵的诗歌告诉我的一样多。诗歌一直向我印证，我的人生没有出路。没人能说服外公放弃去填充那些表格。直到我进了城，背诵诗歌成了一种习惯，我才终于理解，外公的发票表格不是他的祈祷，而是他的诗歌，或者说是他的大丽花。

　　在农村长大的我，从小与植物亲近。我为城市的植物也赋予了某种用途。金钟柏和杉树，像村里的玉米一样充满敌意，它们服务于权力，是环绕政府机关和私人别墅的常青的篱笆。大丽花和杨树属于生活支离破碎的人。金钟柏和杉树的球果，不管情愿与否，其外形就像微型的骨灰坛。这些植物远离了自己的天性，效忠于国家。唐菖蒲也是贵族植物，在国家庆典上被扎成花束装饰舞台，在娇嫩的早已枯萎的蕨草之上伸展自己的腰肢。唐菖蒲是开放的棍棒，红石竹像党徽。动物也有贵贱之分，比如多瑙河上食人肉的海鸥，警察和边防军的警犬，都是贵族。成群的蚂蚁只将穷人的墙壁挖空，跳蚤和虱子只会折磨穷人的皮肤。

　　还有苍蝇。晚上，我和行动小组的朋友们玩苍蝇游戏，叫作“苍蝇的自我批评”。我们打开厨房灯，在黑暗中坐在房间的桌边，一个人起身把厨房灯关上，再把房间灯打开。在房间亮起的一瞬间，我们喊出一个事先约定的秘密警察的名字。苍蝇追光，不一会儿，那个秘密警察苍蝇就嗡嗡地飞进房间。每次它都落在桌子上，因为那儿最亮。我们大声笑着，看着苍蝇在房间里来回萦绕，对它的飞行路线评头品足，但笑声掺杂着苦涩。有时我们反着玩这个游戏。给苍蝇起一个我们当中某人的名字，然后换一个人，再换一个，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当过苍蝇飞进房间，直到苍蝇证明我们都还在，我们还是个完整的集体。那时我们的确都在。后来就不一样了，暗夜降临我们头上。也许是这个缘故，我后来不再玩苍蝇游戏了，开始玩剪字拼贴游戏：

　　寂静在可能之处，
　　穿过苹果的小屋。
　　像女士们牵着狗，
　　像名字在报纸穿行，
　　像密探穿过夏季，
　　渴望风和泥土。
　　喉咙的阴暗面，
　　曾被苍蝇载着，
　　从厨房飞进来。

　　人们轻松地称作历史的东西，从纳粹时期到五十年代，在我的家族也体现为咽喉的阴暗面。每个人都被历史传唤过，作为被告或是受害人。历史将他们释放后，没有一个人完好如初。父亲在酒精里麻醉着他在党卫军的那段历史，母亲与她流放时半饥半饱剃光头的日子纠缠不清，外婆礼拜着阵亡儿子的手风琴盒子，外公沉浸在自己的发票表格里。原本彼此无关的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相遇。这些缺失给亲人们带来的伤痛，在我陷入同样的绝境时才能理解。

　　这时我才理解，神经被摧残后永远不会复原，它在以后的岁月中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甚至会追溯到从前。它改变着后面的，也改变着前面的事物，这些事物与生活的裂痕本无关，假如没有这些裂痕出现。大脑和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这套索像磁铁一样紧紧吸住，无法逃脱。裂痕之前的事情到后来才显现，仿佛它一直隐藏于某个角落，未经发现，其实它早已明白地预示了未来的缺失，它是一个被人们漫不经心忽视了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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