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14)_赫塔·米勒

一四

　　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第几次，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道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峰，句子则变成迷宫。在纵横交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猎人柔软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它必须碰到一只鹿，它得长大，长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枪打死。具体如下：“上腭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树和树枝和树叶和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一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我们有个句子迷宫一览表，很长，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直到脑子里乱成一团。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原来的早已淡忘，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国王。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愉悦，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一点欢乐。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弄的臭虫——窃听器。

　　有时，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审问者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们的“反动观点”个别对质，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有时，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文字经他们翻译后幽默感荡然无存。审讯往往持续大半天，直到脑袋都不知道属于谁了。终于可以离开以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牵连别人。我们的故事被翻成罗语之后，政治风险没有降低，文学性却被严重歪曲，诗意丧失殆尽，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审问时，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但我必须忍住，否则岂不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当讯问者认为把我将死的时候，都会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你瞧，事物总是相互关联的。”他说得对。但他不了解，在我头脑里，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针对他的。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号写字台前，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关联。“你瞧”，是的，我瞧见了，桌面上的许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审的人——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刻的。

　　连续几小时的审问，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这让他成了国王。他的光头恐怕需要我祖父在战俘营的理发师来处理，他裤脚和袜边之间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没有，泛着难看的白光。是的，在他头脑中，所有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但我脑子里联系的是其他东西：如象棋子中站着一个王，微微鞠躬，审问者体内也有个王，是杀人的王。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的一次，一个夏日午后，刨子幽灵也来了。窗玻璃在阳光下泛着波浪形微光，在地板洒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环。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这光环爬上他的裤腿。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让光环爬进他的鞋，穿过脚掌将他杀死。

　　几个星期后，国王不仅走进他光头上消失了的头发，也走进我依然存在的发中。我们俩的桌子中间，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样盘旋着，比平时更长。外面风很大，光环飘忽不定。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显得神经兮兮。刨子幽灵很不安，审问者一直看着它。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刨子幽灵只是个影子，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他走过来走过去，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我感觉耳光就要上来了。

　　但他举起的手，却从我肩膀上捏起一根头发，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请把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镜头一样——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摇摇头，穿过光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他的笑带着回声，趁他笑的时候，我顺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头，他真把头发按原样放回去了。这一回，国王之笑也没用，他对头发插曲没有思想准备，从马鞍上被甩出去太远，落得个出丑。我感到一阵愚蠢的满足，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一样。他的摧毁练习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除了按部就班，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这一切并不真实，是纯粹的臆想，但对我有用。

　　头发和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会把头发放在门把手上、柜子把手上、抽屉里的手稿上、书架的书上，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能告诉主人他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差之毫发”“发丝般纤细”“发丝一样精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用法，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在小说《心兽》中写道：“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它们将皮毛扔到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事后谈论，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日期，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根头发，埃德加说。如果头发不见了，就说明信被打开过。我心想，一根根头发，会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浅色的是我的，库尔特和乔治的是红色的。”

　　我的朋友罗尔夫·波塞特，离开罗马尼亚去德国之前，一队秘密警察将他的家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他们走后，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走到盥洗室的镜子前，剪下一缕头发和一撮胡子。七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是一次自杀演习。到德国六个星期后，他从收容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的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象征压迫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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