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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当记者和摄影师来时,伊舍伍德和奥登的变化让托马斯愣了神。他俩不再讲笑话,也不再嬉皮笑脸。他们站得笔直,就连身上的西装也似乎不那么皱了,领带也不那么古怪了。大家都过来拍集体照时,他看得出这两位早就习惯被拍照,也喜欢这种体验。公众场合的曝光似乎让他们变得更和善、安定,少些胡闹。

  杂志想要一张正式的全家福。他们都按角色摆好姿势,奥登和埃丽卡是年轻夫妇,克劳斯和伊丽莎白是孝顺而满足的子女,托马斯和卡提娅是模范父母。

  摄影师让他们讲个笑话,他们顺从地配合了。接着他请托马斯站起来,作为一家之主站在中间,于是他右侧沙发上坐了三人,左侧矮凳上也坐了三人,包括伊舍伍德。摄影师让他们放松表情,拍了很多照片。

  当记者问他们,伊舍伍德和这家人是何关系时,埃丽卡压低声音说,他是他们的皮条客。

  在书房里,他们拍了托马斯的书桌。他们看到了墙上的霍夫曼的裸体青年画,但并没有问。这种画无助于他想要展示的稳定和睦的形象。他们只是拍了很多托马斯收集的唱片、他的拐杖,还有他荣获的奖牌和奖状。

  托马斯告诉记者,他正在申请入籍美国,摄影师一边拍照一边听着。他对普林斯顿大为赞赏,说他经常和妻女去纽约听古典音乐会。他热情地提到了他们在普林斯顿组织的文学之夜,但也强调了他的个人生活规律,说他长久以来一直整个上午独自待在书房里写作。

  当记者说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反法西斯作家和发言人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他在美国寻求的是安静之所,让他可以创作更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尽管他也知道自己肩负着其他责任,那么多同胞正处于危险之中,生死未卜。但他强调说,他不想卷入党派政治。他的任务是与许多论题拉开距离,以便能够就最重要的论题做出主张,那就是呼吁自由、坚持民主。他说,这对他而言是唯一值得努力争取的论题。

  采访结束时,他庆幸之前关上了书房的门。他不想让克劳斯和他的两个客人听到这番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显得浮夸而自矜的话。但他知道这篇文章会在华盛顿流传,也会在普林斯顿和纽约流传,而他应该在华盛顿受到礼遇。

  他喜欢记者的认真劲。他身边的人不是像奥登那样把每句话都浸泡在冷嘲热讽中,还和朋友伊舍伍德一唱一和,就是像他儿子那样周身散发着紧张愠怒的气息,终于有人不是这样,他为此感到欣慰。他仿佛是在和普林斯顿的学生说话,许多学生是认真思考的,所有学生都态度端正。他和这位记者也是如此,觉得可以卸下心防。问题很简单,没有陷阱,因此对美国人审慎地展示自己并不难。

  他们回到客厅时,卡提娅和伊丽莎白已经不在那里了。克劳斯、埃丽卡、奥登和伊舍伍德正在探讨什么灵性话题,但他们一看到他和摄影师、记者,立刻放声大笑。他想,等这两个英国人去纽约,他才能松口气。

  他们只能等记者和摄影师先走,因为这两个杂志社的人被告知,模范丈夫奥登是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普林斯顿,而伊舍伍德是来家里做客的。他们说这个快乐的大家庭期待着共进晚餐,之后也许会开一个文学朗读会。

  记者和摄影师离去时,奥登小声说,他们会一直等到彻底安全再走。

  托马斯告诉卡提娅,之前他在门口迎接的那些人,他不需要与他们道别,然后他去了书房。但当他听到客人们离开时,他走到前窗,看着他们上了车。埃丽卡开车送他们去车站。甚至他们关上车门,大声说再见时,他能看出他们正在笑话些什么。他觉得这一联想并不过分:他们笑话的对象不仅仅是他们适才参与其中的披上伪装的家庭生活,更是他本人、他们的男主人。他觉得如果是他来做客,也会觉得自己滑稽可笑。当他退入书房后,那里的寂静比平时更令人宽慰,因为他的客人走了。

  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从签证和外国人事务办公室得到任何消息,他对卡提娅说他为此焦虑。

  “我已经去交涉过了。”她说。

  “和那个以为捷克斯洛伐克是沿海国家的女人吗?”

  “我和她没什么可谈的。我去见了校长本人。去之前我收集了一些论据。我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重叙我们的老交情。我发现他也被那个女人推来推去。在他的支持下,我不打招呼就去了校长办公室,要求见多兹博士。他们问我为何要见他,我说我是代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前来,有紧急事务。”

  “你见到他了吗?”

  “他们一口咬定他不在。于是我说我会等到他回来。他们又说他要离开数日,于是我要他们和他电话联系。他们让我等了大概一小时,直到我告诉他们,如果多兹校长无法获悉我要对他说的话,这对校长甚至对普林斯顿大学都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番忙乱之后,他的一个助理来了。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自我介绍是劳伦斯·斯图尔特先生。他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我向他阐明了我的要求。”

  “恐怕,”斯图尔特先生对我说,“普林斯顿得按规矩来。”

  卡提娅原本坐在餐桌旁,这时她站起来,一手指着托马斯,给她的故事增添戏剧性,仿佛他是劳伦斯·斯图尔特先生,而她是一个更强硬的卡提娅。

  “斯图尔特先生,”我说,“我代表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知道,曼夫人。”

  “哦,你有没有比身上这件更好的西装?”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有更好的理发师吗?”

  “曼夫人,我不明白您为何问我这些。”

  “好,我来解释。你应该回家,换上更好的西装,再剪一个好发型,因为《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很快会来普林斯顿给你写文章、拍照,你是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在美国生活沦落无助的那个人。你有妻子孩子吗?”

  “我有。”

  “他们看到文章后,不会为你骄傲的。那两个摄影师和记者刚采访过我们,我只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回来,向你扑过去。只要一个电话。”

  “你真的说了‘扑过去’?”托马斯问她。

  “是的,我和爱因斯坦的秘书布鲁斯小姐练过这段话。”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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