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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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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些时候,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了。 “我绕路来的,”他说,“诗人们正在封锁街道,他们太可怕了。” “你应该待在家里。”卡提娅说。 “家里没法待了。父亲受到了威胁。他们说他最终得交出房子和油画,但现在他们要他瑞士银行的账号。” “我希望他拒绝了。”托马斯说。 “他惊呆了。我母亲认出了其中一个男孩,把他痛骂了一顿。她说,他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对他说,如果他不走,一定会有好瞧的。” “他怎么做?”卡提娅问。 “他拿枪指着她,说不想继续听她废话。这时候我溜出来了。我装得像个用人。我以为我们会像罗曼诺夫家族一样被枪杀,我们的案子会轰动一时的。” 自从听说慕尼黑要革命,托马斯就闭门不出。但当他发现卡提娅的父母能随意地穿过城市走到他家门口,他寻思这场革命是不是真的。他发觉,经过这次变乱,岳父更喜欢他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宣传人人平等,这意味着他们讨厌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阿尔弗雷德说,“他们想要我们所有人生活在一间屋子里,侍候我们的用人。哦,我们不想这样,我们的用人也不想。” “哦,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想。”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插话说。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放低声音。”卡提娅说。 “快了,”她的父亲又说,“但在我闭嘴之前,我能提醒你们注意那个勇敢的巴伐利亚非法新政府的所谓的财政部长吗?他宣布说他不相信钱。他要废除所有的钱。还有掌管外交部的利普博士,是个公认的疯子。当我们想到这些人正在管理慕尼黑时,我们应该浑身发抖。让我愤怒的是这群害虫还没有被抓起来关进去。感谢上帝还有瑞士,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在就带我去那儿!” “也许我们应该保留我们的愤怒。”卡提娅说。 “是啊,”托马斯说,“我们也许过不了多久就用得上了。” 埃丽卡走进房间,她的外祖父母站起来想抱她,可她朝后一退。 “我听说外面宵禁了,如果你们现在不走,就会被捕。” 普林斯海姆夫妇似乎对她的严肃劲大感诧异。她看着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掌控在她手中。托马斯发现,就连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也不得不沉默了。 托马斯过了好一阵子才接受这一事实,慕尼黑已有了一个正在运行的新政府,其成员是诗人、空想家以及海因里希的朋友们。令他安慰的是,德国其他城市里类似规模的叛乱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军队也许会为了重振声威而镇压叛乱。 有时他坚信,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也是保守的。它不会默默接受一群无神论顽固分子主持大局。而且他也相信,德国虽然战败,但假如有谁趁着战后余殃,在这段奇怪的、令人震惊的间隙中夺取权力,它并没有输掉发动精准、策略性攻击的能力。然而,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因战败而一蹶不振。 他希望在这些诗人和他们的朋友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处决或长期监禁之前,国家会采取行动。由于这帮革命领导人仍被他岳父这等人视为荒唐,托马斯觉得如果他们感到迫切需要被严肃对待,那这种嘲讽很可能会让他们变得非常危险。 最后国家军队准备发动进攻,叛乱者扣押了中上层阶级显贵家庭当人质。托马斯已经卖掉了巴特特尔茨的消夏别墅,只能继续住在波琴格街,但他不再午后散步,也无法把心神集中在自己身上。 他知道卡提娅已经对埃丽卡和克劳斯说过,不得和用人厮混,也不得给克劳斯舅舅打电话,或散布任何谣言。学校停课,他们在母亲的严密监管下学习。 但不知怎么,他们得知有些和他们父亲一样的人被捕了,有些和他们房子一样的房子被抢劫了。他俩不敢公然反抗,虽然卡提娅没想过要威胁戈洛,但戈洛在家里跑来跑去,嚷嚷“我们都要被枪杀了”。 托马斯想,领导层中一定有人知道他与他哥哥的嫌隙。幸运的是,当武装者在城市里搜捕那些言行上支持统治阶级的人时,其中几乎无人读过他的书。 最后军队准备进城结束革命。汉斯捎来的传闻说,暴徒已经草草地枪杀了几个人质。曼家和用人们都远离窗口。托马斯尽可能地待在书房里。如果这场革命再进行下去,他岳父的预言就要成真,一家人就不得不带上能带的一切,逃往瑞士边境。走运的话能逃走。 他差点气得敲桌。他突然想到,如果德国变成反叛、革命、混乱的中心,他压根就不关心德国。他意识到,他更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这场变乱把他降格为中产阶级,而在那之前他只是表面上过着中产的生活而已。 邻居都不来拜访,他也不去附近的人家。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德国就像一个吸引了过多热度的小说人物,需要被处理掉。他想象着被武装好的、近视眼的、患有肺结核的诗人们拖出房子,这些人因为对美的兴趣而越发坚决、野蛮。他相信在那些日子里,监狱里关满了人,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会来处置这些囚犯。不久后他们会把一些囚犯拖出去枪决。他清晨醒来,听到外面在念即将被处决者的名字,联想到自己被关押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冷战。 在迫近的危亡感下,过去几年中他所有的想法都失去了意义。他曾期待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社会稳定的战争结局,但如今因为过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而无法安眠。 叛乱久久没有结束,枪声让所有人担惊受怕,唯独除了戈洛,他听到声音就欣喜地鼓掌。汉斯对卡提娅说,托马斯应该在阁楼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革命者快要失败了,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托马斯仍然待在书房,餐食送进房间,并且他让卡提娅尽可能和他待在一起。 在慕尼黑革命的余波中,托马斯唯一的安慰就是婴儿伊丽莎白,她已经在学爬行了。每天早晨用完早餐,他就抱着她进书房。他跟着她打量房间,她的目光平静而聪慧。当伊丽莎白确定书籍和沉重的家具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就朝关闭的房门爬去。直到此时她才表示自己知道父亲在房间里。她转过头,示意他应该开门,让她出去找哥哥姐姐们玩。 革命被镇压后,有个面容苍白的年轻诗人来找托马斯,说是海因里希派他来的。一个用人把托马斯叫出来,托马斯没有请客人进客厅或书房。 “海因里希自己不能来吗?”他问。 年轻人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我们需要帮助。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他很仰慕您和您的作品。他可能会被处决。我被派来请您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求为他减刑。” “谁派你来的?” “您的兄长告诉我,我应该来找您。恩斯特·托勒也问您会不会签名。” 托马斯转身看到卡提娅下了楼。 “这位年轻人是海因里希的朋友。”托马斯说。 “那么我们应该请他进来。”卡提娅说。 年轻人拒绝坐下。 “因为您的身份,”他说,“您是有影响力的。” “我并不支持革命。” 那人笑了笑。 “我想我们都清楚这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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