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之书(8)_李翊云

八

　　德沃先生说他倒宁可我们像母鸡一样靠得住。“只是，”他说，“别太聒噪。”

　　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人注意到我们经常去他家。法比耶娜说，没人注意到才奇怪。“每个人唯一爱干的事是妨碍别人。”她说。

　　德沃先生说，他解释他是在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他不愿见我们虚度人生。我在上学，我争辩道，他说，是的，但法比耶娜也需要学习。我以为她会驳斥那个观点，直接对他口出恶言，可她只是耸了耸肩，说我们当他的学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或者……”她环视那间屋子，然后说，“你可以告诉人们，我们来找你，因为我们肚子饿。你可以说食物是引小女孩上钩的最佳诱饵。”

　　德沃先生涨红了脸，一副受辱的模样。“姑娘，我光明磊落地对待你们，因为我珍视你们的才华。”

　　“如同你珍视你养的鸽子的才华一样吗？”

　　我哈哈一笑，但德沃先生和法比耶娜都未留意我。他们互相审视对方，像两头准备角斗的山羊。但这样的时刻一闪而过。通常把谈话转移到其他事情上的人是法比耶娜，接着他们表现得仿佛不曾闹过别扭。唯有一次，德沃先生收回与法比耶娜对视的目光，换了个话题，说他不晓得我们是否听说，可斯大林死了。法比耶娜没有立即回应，我学她，用带着几分尖刻的口吻说，在我看来，新闻上的事和我们毫无关系。这下我惹来他们两人的注意，德沃先生说我无知，法比耶娜让我安静，叫我别再表现得像个傻瓜。他们的轻视令我气馁倒在其次，我感到更多的是诧异，因为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不曾有过的愚蠢举动：以前，当我坐在角落观察他们时，我往往能够不出声；我理应知道不该让他们有机会在某些事上达成共识。

　　假如德沃先生多一点洞察力，他应该会给我们讲授一点几何方面的知识。我们三人组成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形。我，阿涅丝，我的生活中只要有法比耶娜就足够，可她需要的东西超出我能给她的。德沃先生虽没什么了不起，但他给予法比耶娜的有些东西是我给不了的。

　　我们脑中没想过的是，他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他肯定计算好了，并断定，不管我们给他的多么微乎其微，聊胜于无。

　　当法比耶娜告诉德沃先生，我们完成了这本书时，他沉下脸。“完成了？现在只是开始。”他说。他告诉我们，我们并未真正掌握怎么写作。“你连一个像样的句子也写不出来。”他对我说。

　　“可那些句子不是我写的，”我说，“它们出自法比耶娜。我只是把她对我讲的话记下来而已。”

　　“好吧，既然如此，你最好从头再来一遍。这回，我讲什么，你记什么。至于你——”他转向法比耶娜，“你继续编你的故事。”

　　“好像能轮到你来叫一只母鸡坚持下蛋似的。”法比耶娜说。

　　＊＊＊

　　当我们——德沃先生和我——完成第二遍改写后，那些故事给人感觉与法比耶娜向我口授的不同。我说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些重新写过的故事感觉不像出自她，更像出自我。不是因为把它们写下来的人是我，我只是记录德沃先生口述的话。但把新版的故事和法比耶娜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如同把我和她放在一起作比。法比耶娜有种原始的野性。我只是天然、未经雕琢。

　　德沃先生把这些故事变得更像出自我之手，其中自有原因。假如我是一名好学生，我会把两组练习簿并排摆开，看德沃先生如何改动每句话里的几个词。可我对此不感兴趣。讲真的，我厌烦了写书这个游戏。那年春天，我的身体始终感觉提不起劲。我思索我的身体内部，那些奇形怪状、柔软异常的东西，我分不清是恐惧还是恶心让我在半夜醒来、汗流浃背。当我无法重新入睡时，青蛙和猫头鹰轮流向我传达某种消息。有时，比我年长、已经辍学的男生会朝我吹口哨或当着我的面讲些下流的话，然后放声大笑。早几年，他们朝法比耶娜和我丢石头，但现在他们似乎对她失去了兴趣。

　　我没有把那种种困扰我的事告诉法比耶娜。只要在她旁边，我仍可以是原来的阿涅丝。我的身体在变得笨重，使我原本就不敏捷的头脑反应迟缓，但法比耶娜的轻盈和机智依旧感染我。有时我躺在树下，仰望她的腿悬荡在我的上方。“爬到这上面来。”她说，但其实她知道我绝爬不了那么高。我傻呵呵地报以微笑。我追不上她这件事丝毫没关系。我靠她代我而活。留在后面的仅是我的躯壳。

　　但有一件事我放不下。由春入夏，我帮忙照顾我的哥哥让，比以前更勤，可他几乎不碰我端到他房间里的吃的和喝的。我的母亲嘱咐我走路时别发出声响，除非他先有意开口，否则别和他讲话、打扰他。他一次也没开过口。我知道我的母亲不敢保证她自己在他身边时能够始终安静镇定。她多半会当即跪倒在地，求他吃东西、讲话、活下去。他做不到，也不愿为了她或为了任何人而那么做。我看得出我母亲的忧虑，还有我父亲的无奈。他们注定将第二次失去他，对此他们束手无策，如同他被德国人抓走时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一样。我也看得出让对我们既无同情也没温情可言。我们好比猪圈里的猪、窗台上的麻雀、草丛里的蟋蟀，和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为何要在乎我们的感受——换作我是他，我也会对这世上的每个人、每件事抱着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事实上，我不必像让一样快死了才那么觉得。那年夏天，我的家人、我的邻居、我的同学、德沃先生以及所有忙碌于世间的人均与我活在不同的世界。我的世界里只有法比耶娜。

　　一日，法比耶娜问起让的近况，我说暴毙身亡、来个干净的了断比慢慢死去好十倍。

　　“不，”她说，“活着比死去好一百倍。”

　　“我们在讲的是两件事，不是吗？”

　　“可你为什么竟关心起死？我们离死还早。”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故事写的全是死去的小孩？”我问。我想起让的眼睛，空洞，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他的锁骨突出，其形貌之骇人，让我有时很想拿一块围巾裹住他的脖子，遮盖他身体任何暴露的部分，毯子底下的他想必差不多只剩一副骨架。

　　“正是因为他们死了，我们没死，”法比耶娜回答，“别再净着迷于死。”

　　那句指摘多么匪夷所思。法比耶娜对死亡的着迷程度比我高十倍。我们俩的区别是我敬畏死亡，除非迫不得已，我宁可不去想它。对她来说，死亡犹如一个恶作剧。只有软弱的人、愚蠢的人和倒霉的人才会中它的计。

　　继而她告诉我，她另有计划，要再创作一本书，但她尚未准备好让我把它写下来。她有几个问题需在脑中想清楚。

　　“还是写死去的小孩吗？”我问。

　　“这次没有人会死，”她说，“我保证。”

　　我并未因她那么讲而信服。法比耶娜成天向我作出允诺。她知道我从不指望她遵守诺言。

　　我们依旧定期去德沃先生家，有时我们路过邮局，在他的柜台上放一束野花。这么做是法比耶娜的主意，对此我感到惊讶。我们瞧不起那些借漂亮的物品——套在手腕上、用红浆果串成的手环或扎头发的缎带——软化自己锋芒的女孩。当这个举动一再持续时，我问她，我们是否会让德沃先生误以为我们喜欢他，其实不然。他在他的柜台上摆了一个玻璃瓶，用来收我们的花。

　　“目的恰在于此，”法比耶娜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人们对事情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使他相信他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喜欢看到人们出错，”法比耶娜说，“你不同意吗？”

　　“哦，对。”我飞快地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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