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之书(9)_李翊云

九

　　“那么别再老缠着我，问我为什么。”

　　德沃先生仍然一副苦相，但现在我们与他更熟以后，他看起来没那么丑了。他几度试图叫我们阅读他书架上的书。我想翻开其中一本，只为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可法比耶娜每次都摇头，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做，我们没时间读他的书。当他继续力劝我们时，她说，那些书对我们没用。

　　“没用？”德沃先生大怒，骂我们是笨蛋。

　　“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书会对我们有任何益处，我们才是笨蛋，”法比耶娜说，“这里面有哪一本可以替我放牛？哪一本会喂阿涅丝的猪？”

　　“这些书将促使你们思考奶牛和猪以外的事。”德沃先生说。他继续情绪激动地大谈哲学和诗歌。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哲学和诗歌，”法比耶娜说，“你根本不会了解。”

　　德沃先生转过头，避开她的瞪视，把书放回书架上，每一本物归原位。他经常发火，但他的怒气很少持久。他嘟囔着，对他人的哲学和诗歌连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置之不理。

　　“有何不可？”法比耶娜说，“你认为有人关心我们的哲学和诗歌吗？”

　　德沃先生似乎回答不上来那个问题。他有一点被法比耶娜吓住，我看得出来。这并不教人意外。我总是被她吓住，但我不犯他此刻所犯的错，讨论诗歌和哲学，并使用我们闻所未闻的措辞，仿佛那样会使他高人一等。

　　＊＊＊

　　我们那时的生活——又脏又臭，动物横行，人比动物更不可理喻——我并不觉得这些事奇特，直到后来，在巴黎和英国，我才得知这些事非同寻常。事实上，那些用词——脏、臭、横行、不可理喻——不是出自我，而是出于别人之口。我的书描绘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可我不知道这些书是否还在世间被传阅。死去的书被安置在哪里？某处的一个墓地吗？火葬场？

　　我到了美国后，厄尔喜欢带我去他的朋友家参加晚宴，炫耀他年轻的法国新娘。在那些宴会上，丈夫们胃口大开，他们的妻子在粉刷成薄荷绿或珊瑚粉的厨房里忙来忙去，在我看来，她们既漂亮又神秘，一如以前我在一位巴黎出版商的办公室里见过的那对金鱼，它们在透明的鱼缸里兜圈圈。那次是我头一回见到金鱼，让我感觉它们是这个世上最享福的生物，它们的生活风平浪静、无忧无虑。

　　那些女人问我法国怎么样，打听法国的菜肴、法国的时尚，她们的脸上露出少女般的表情。我表现出同等分量的少女气回应她们，告诉她们她们自认为想听的东西。不过有时，在我因讲英语而变得柔和的声音背后，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冷笑：你们确定想要了解我生活的那个法国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几件事，只要你们听得下去，我乐意剥夺你们晚上吃饭的胃口。进而明早，当你们看着颜色和泥浆一样的咖啡、油亮的培根和嫩滑的蛋黄时，你们会记起因滂沱大雨而从土里爬出来的蛆，或是被宰杀的猪的尖叫，从呼哧呼哧变成气若游丝，或是孵化了一半后死在壳里的小鸡。你们可能还会记得，对于任何有过生命的东西，它们死了以后，我们不白白扔掉。总有饿肚子的生物在等着吃东西，以便延缓自己被吃掉的时间。

　　Les Enfants Heureux——《快乐的小孩》——是那第一本书的书名。想出这个书名的人是德沃先生，他添加了一段题词，说死去的小孩，生命停留在最快乐的童年。后来，当这本书出版时，媒体评价它处处写得诚实而不留情面，他们称我是一位野性、年轻、记述战后生活的作者，内心酷爱病态。我，野性？我的内心，病态？那样简直好比把我养的鸡说成是一伙强盗。

　　我的内心不病态。迄今为止从不病态。你必须沉迷于死亡才是病态，正如必须沉迷于爱情才是浪漫。我既不病态也不浪漫。

　　那些故事里的小孩，除了最后全都死去以外，过着与法比耶娜和我一样的生活。记者和评论家，没有头脑的人，拒绝承认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总是比人们臆想的短。多迈出一步，少呼吸一口——从生遁入死，无需费很多功夫。

　　从生到生呢？那是一条漫长的路。和我养的鹅同宗的野雁，它们飞越一块大陆。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去新的家、新的城市、新的国度。可谁能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至他们可以自信地说他们够到了彼此？在那个意义上，法比耶娜也许属于极少数创造奇迹的人。她把我变作她。她把我们变成一个人。

　　《快乐的小孩》出版后，媒体讨论是什么驱使一个像我这样的乡下女孩写出一本书。雄心，有些人说。贫穷，其他人说。当时我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自那以后，我见识了雄心和贫穷驱使许多人飞黄腾达，同样也把许多人逼得走投无路。雄心和贫穷：我从未深切地感受过这两者。受这两者驱动的是法比耶娜，但在世人眼里，她可能显得正相反。出于雄心，她本该给那本书署上她的名字。因为贫穷，她应该能看出这种名气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法比耶娜想做的、她必然需要做的，是让事情实现。剥掉一棵幼树的树皮，看它多久会死。摸摸一条狗，然后踢它一脚，只为把那可怜的畜生眼中困惑的恐惧视若珍宝。在我背过身去之际把我推入水里。把我塑造成明星或畸形展的怪胎，不过并非她一个人把我变成畸形展的怪胎。还有很多人和她联手，第一个是德沃先生。

　　＊＊＊

　　德沃先生安排了五月的巴黎之行。他和我。你呢？我问法比耶娜，她叫我别傻了。“这本书出版时，只有你的名字印在上面。我们没必要把人们搞糊涂。”

　　“你凭什么如此确信有人会出版这本书？”我问。

　　“那是德沃先生许诺的。”她说。

　　我不想提醒法比耶娜，她经常许诺，却无意遵守她许下的大部分诺言。在村里，她有一个骗子的名号，不过那是因为人们不像我那般了解她。比方说，有人正在找寻一头逃走的山羊。如果你告诉他，你见到那头山羊进了另一户人家的牲口棚，你是在撒谎。法比耶娜绝不会那么做，并非因为那样的谎言可能引起告状、吵架甚至斗殴，而是因为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让她觉得少了些乐趣。相反，她会向那位主人伸出援手。她会说，她会留意那头羊，她会允诺，在当天之内把羊找回来。人们也许不信她的话，但除了提前感谢她、希望她正好有心情履行她的诺言以外，他们有什么选择？法比耶娜可能无法把他们的羊送回来，但他们知道，她有办法让他们的羊永远消失。

　　“可你不想去巴黎吗？”我问。

　　法比耶娜说将来会有时间的。目前她不着急去任何地方。她有事情要思考。

　　“什么事情？”我问。

　　“什么事情，”她用嘲弄的口吻重复我的话，“当然是我们的下一本书。当德沃先生襄助我们出版这本书后，我们要立刻再写一本，之后还要继续写。”

　　“到头来我们手上将有许多死去的小孩。”我说。好似一对女杀手，我心想。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不再写死去的小孩。”她说。

　　“那我们接下来写什么？”

　　“有什么写什么。”她说，“邮政局长。或巴黎。”

　　“巴黎什么样？到了那儿，我该怎么举手投足？”我问。她说德沃先生会教我的。我去问他，他告诉我，做我自己即可。那话对我毫无用处。只有和法比耶娜在一起时，我才可能做自己。若不是有个球不断地撞击一堵墙并反弹回来，那堵墙能描述它自己的尺寸和质地吗？那堵墙能甚至感受到它自己的存在吗？

　　德沃先生拜访了我的父母一次。他告诉他们，我写了一本书，他把那书稿寄给了巴黎的几位出版商。他提议带我去见见那些出版商。那样可能会给我的前途开启一扇门，他向我的父母说明。我不认为他们有仔细听他讲的话。事后，他们没问我写了一本什么书。

　　我是五个兄弟姐妹里年纪最小的。我的父母也许的确爱我，但从打仗到解放，从我的三个姐姐平安地出嫁、令他们放心，到他们等待我的哥哥让走向死亡，中间他们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顾及我或对我有什么期望。我庆幸我无需对他们撒谎。不是因为我觉得撒谎有违道德，而是因为对某人撒谎，只会使那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变得重要。那些年来，我唯一撒过的谎——或说同一个谎言的多种版本——是对法比耶娜：我让她相信我犹如一间空房子，我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内心一无所感。

　　那时我没觉察到我的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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