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52)_吴晗

五二

　　科举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仿宋经义，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格式排偶，叫作制义。这制度是朱元璋和刘基制定的。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选）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70]

　　〔[70]《明史》卷七十《选举志》。〕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生员的出路。生员通过科举做了官以后，平日不但用不着制义、也用不着书本了。中小地主阶级子弟要做官必须通过科举，中不了举人进士是不能做官的。但是在中举之前，名为生员，却不一定真要上学。后来学校制度日益松弛，生员只需参加定期考试，平时根本不在学校，学校名存实亡。这样，科举日重，学校的地位也就日轻。学校和科举都是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学习和考试的范围完全一样，都是“四书”“五经”，不但远离实际生活，并且还禁止接触现实生活、过问政治。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正如当时人宋濂所刻画的：“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71]学校则“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章句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72]

　　〔[71]宋濂《銮坡集》卷七《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
　　〔[72]宋濂《翰苑别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广州序》。〕

　　到后来甚至弄到“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73]。科举人才一般不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不知时事，学校没有学生，是普遍现象。特别是这种考试制度强制盲从古人的书本，不许有新的思想，不许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结果只能是进步的思想被扼杀了，科学的发展停滞了。在政治上，那个时代所培养的是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驯服忠顺的官僚，在学术文化上，却长期被古代的阴魂所垄断，停留在几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这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73]陆容《菽留杂记》。〕

　　庶民是被朱元璋叫作贱人的，“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这个事朱元璋也叫作“分”，即应尽的义务。洪武十五年他叫户部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呢？“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应该像“中原之民，唯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74]。他把东南地区的农民和中原地区的农民区别开来，要东南地区的农民也像中原地区的农民一样，“唯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正说明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不平衡情况。中原地区土地分散，阶级关系较为缓和，而东南地区则土地较为集中，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了。

　　〔[7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

　　朱元璋要求人民尽应役输税的义务，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严惩贪污，手令面谕，告诫谆谆，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是决不肯照他的话办事的，地主做官只会剥削百姓，怎么肯“奉公守法”？结果许多制度命令都成为空文，官僚政治的恶果，当时便已有人明确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住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

　　官僚办的是公文，公文上办的事应有尽有，和实际情形全不相干。上官按临地方检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办事，做的都是纸上文章，自然“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了。这是洪武九年的事。[75]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7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

　　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集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76]

　　〔[76]《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为是“贫下之家”，才被迫抛荒，地主负担特别轻，不但不会抛荒，而且还尽力兼并。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卤之田是贫民的，地主阶级自己定的税额，当然是膏腴轻而瘠卤重。

　　为了巩固统治，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蠧害百姓的，决不宽恕。”[77]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二十五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78]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摆着人皮，里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79]地方官上任给以路费，家属给衣料。来朝时又特别告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80]。违法的按法处刑。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杀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满二[81]。严惩贪污，贪污还是不能根绝，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证明吧，他说：

　　〔[77]《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
　　〔[78]《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卷二百二十。〕
　　〔[79]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惩贪吏》。〕
　　〔[80]《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
　　〔[81]《大诰续诰》。〕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发故，每米一石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蒌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82]

　　〔[82]《大诰折粮科敛》第四十一。〕

　　折粮原来是便民的措施，浙西运粮一石到南京，要化四石运费，百姓困苦不堪。[83]改折为钞，可以减轻浙西农民五分之四的负担。钞是用不着很大运费和蒲、竹篓包装的，但地方官还是照运粮的办法苛敛，用种种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约合折价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84]

　　〔[83]宋濂《芝园续集》卷四《故歧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
　　〔[84]刘辰《国初事迹》。〕

　　洪武一朝，“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85]，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虽然贪官污吏随杀随犯，朱元璋也下定决心，随犯随杀，这个规模巨大的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一直到朱元璋死去才告一段落。但是贪污现象仍然存在，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改变不了社会性质。

　　〔[85]《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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