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欧静书

与欧静书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谨复书于伯起足下：

　　近滕从事子京编李唐制诰之文，成三十卷，各于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恶昭焉。足下命为“唐典”，以仆观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删《书》，断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尧》《舜》二篇为“典”，谓二帝之道，可为百代常行之，则其次夏、商之书，则有训诰誓命之文，皆随事名篇，无复为典，以其或非帝道，则未足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圣人笔削之际，优劣存焉，如《诗》有国风、雅、颂之别也。

　　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乱相半。如贞观、开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诏命，多有警策。失之者盖亦有矣，如则天、中宗，昏乱之朝，诛害宗室，戮辱忠良，制书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冤之，傥亦以“典”为名，跻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丑乎？是圣狂不分，治乱一致，百代之下，尧舜何足尚？桀纣何足愧也？

　　仆不忍天下君子将切齿于子京，乃请以“统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为不可，贻书见尤。仆谓“制”者，天子命令之文，无他优劣，庶几不损大义尔。足下谓册制之类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则有矣，然近代以来，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谓之两制，是制之一名，统诸诏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义也。又令、诏、诰、宣、敕、圣旨之类，违者皆得违制之坐，亦足见制之一名，而统诸命令也，故以“统制”为名，以明备载其文，不复优劣，观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乱之源在矣。

　　足下又谓吕不韦辈著《春秋》，贾谊之徒著《书》，文中子著《六经》，而无讥其僭者，非也！盖《春秋》以时记事而为名也，优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变例之文。《书》者，载言之名，而优劣不在乎“书”之一字，而有典谟、誓命之殊，《诗》者，言志之名，而优劣不在乎“诗”之一字，而有国风、雅颂之议。诸儒拟《春秋》、《诗》、《书》之名，盖不在乎优劣之地也，未有乱典谟、训诰、国风、雅颂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书，咸可为典，则唐人之诗，咸可为颂乎？足下又谓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书为证，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为令式，尊之为典者，亦唐人一时自高尔。又《通典》之书，叙六代沿革，礼乐、制度，复折中而论其可者，以为典要，尚庶几乎！矧二书之作，非经圣人笔削，又何足仰为大范哉？足下博识之士，当于六经之中，専师圣人之意，后之诸儒异端，伯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统制”为非，则请别为其目，“典”之为名，孰敢闻命？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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