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

上时相议制举书

　　天圣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书于昭文相公阁下：

　　某昨者伏蒙圣恩，优赐差任。盖钧造之际，靡不获所，退省疏拙，且惊且惧，况唐虞旧域，风俗淳俭，狱无积讼，亭鲜过客，栖迟偃仰，何以报国？然尝试思之，似有所补，敢不冒黩而言之。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至于叩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非求道于斯也。有能理其书，而不深其旨者，虽朴愚之心，未与适道，然必顾瞻礼义，执守规矩，不犹愈于学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惟圣人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

　　然恐朝廷命试之际，谓所举之士，皆能熟经籍之大义，知王霸之要略，则反屏而弗问，或将访以不急之务，杂以非圣之书，辨二十八将之功勋，陈七十二贤之德行，如此之类，何所补益？盖欲伺其所未至，误其所尝习，不以教育为意，而以去留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劝学育才之道也。何哉？国家劝学育才，必求为我器用，辅我风教，设使皆明经籍之旨，并练王霸之术，问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优劣，明试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难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误其所尝习，则天下贤俊，莫知所守，将博习非圣，旁攻异端，圣人之门，无复启发。逮于后举，差之益远，如此则制科之设，足以误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圣人之文之道，昭昭乎为神器于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后世圣人，开学校、设科等，率贤俊以趋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故《书》曰：“咸有一德”，斯之谓矣。

　　愿相府为此一举，傥昌言于两制，如能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风化不兴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当有吉甫辈，颂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载幸甚。干犯台严，无任僭越，战汗之至，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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